孝文帝在迁都之前一系列礼制上的改革举措，无不体现了追求华夷身份转变的诉求。太和十四年 ( 490) 八月重订五德运次，依据汉将秦视为闰统，故将十六国之秦、赵、燕等国亦视为闰统而排除在外，直接承晋为水德，此种做法正是为了迎合汉族士人对晋朝的认同心理。
在太和十五年 ( 491) 八月期间，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俭省祭祀的改革，其目的是剔除鲜卑早期原始祭祀方式，进一步向中原正统祭祀规范靠拢。太和十八年 ( 494) “诏罢西郊祭天”，西郊祭天的行为，实际上 是 拓 跋 民 族 的 原 始 祭 天 方 式 的 遗留，此诏意味着放弃蛮夷的祭祀方式，而正式采纳华夏祭祀系统。种种迹象表明，孝文帝华夷身份转换的行动已经进入深化时期。
以定鼎嵩洛为界限，孝文帝时期华夷意识的转变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迁都之前缺乏华夷转换的坚实基础，迁都之后，在地域上已经占有优势，在身份转变上便多了一层自信。历来讨论孝文帝迁都问题，皆关注其汉化改革上的意义，实则在孝文帝汉化过程中，无不蕴含其对华夷身份的介怀，以及试图彻底摆脱夷族身份制约的心理障碍。孝文帝时期华夷身份的转变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手段:其一，向内宣示继承统序，在血统与正统之间寻求平衡点。此点延续了十六国时期诸王多从上古帝王中寻求例证的做法。
如汉刘渊曾云:”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生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 惟 德 所 授 耳。”慕 容 廆 亦 曰:”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 “刘渊和慕容廆皆针对国家内部胡汉之间认同感差的问题而言，即通过上古帝王的身份差异，以此来消除隔阂。这在北魏后来修史的过程中也曾用到，如 《魏书·序记》里称拓跋族是黄帝之后裔，就是为通过血统的认证消除华夷之区别。在孝文帝迁都以后，华夷的地理区隔已然不存在，定鼎嵩洛成为北魏由夷变夏的最大自信。于是北魏堂而皇之地称 “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
孝文帝迁都后一个重要的举措即祭祀山川五岳，其目的是向内宣示华夏身份的正统性。在孝文帝本人所作几篇祭祀山川五岳的文稿中，可明显看出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文化意识，如其 《祭嵩山文》 曰: “朕承法统，诞邀休宏。开物成务，载铄盛龄。
迁宇柳方，阐绳廛城。则直之兴，百堵若星。”《祭河文》曰: “惟圣作则，惟禹克遵。浮楫飞帆，洞厥百川。朕承宝历，克 纂 乾 文。”此 外， 孝 文 帝 尚 有《祭恒岳文》、 《祭岱岳文》、 《祭济文》等多篇祭祀山川河流之文，内容上多表现出对自身华夏身份的认可和自信。太武帝时期曾利用一系列手段确定正统身份，如改元太平真君年号，试图利用谶纬祥瑞事件以树立正统，太平真君五年 ( 444 年) 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常山王素，恒农王奚斤等人联名上奏: “自古以来，祯祥之验，未有今日之焕炳也。
斯乃上灵降命，国家无穷之征也。……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儹窃，知天命有归。”借助外界手段，或自我虚构的祥瑞事件，对外宣示 “天命有归”，这其实正是对自身华夏身份不够自信的表现。而到了孝文帝时期，此类手段早已不屑或无须使用，因为迁都洛阳提供了在平成时代所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孝文帝只需以华夏帝王身份祭祀天地山川即可。
其二，向外改变夷虏对象，实现身份的互换。具体方式是将敕勒、柔然视为虏，将南朝视为夷。此种手法早在献文帝时期即已采取。延兴二年 ( 472 年) 八月，献文帝在 《答百济国王余庆诏》中称: “卿在东隅，处五服之外，不远山海，归诚魏阙，欣嘉至意，用戢于怀。朕承万世之业，君临四海，统御群生。”将百济视为 “五服之外”，并定位为 “藩臣”，实与夷狄相等同。孝文帝时期，最能体现身份转换的则是针对北方的柔然以及南朝。高允在 《北伐颂》中称:”北虏旧隶，禀政在蕃，往因时□，逃命北辕。世袭 凶 轨， 背 忠 食 言， 招 亡 聚 盗， 丑 类 实繁。”将柔然视为 “北虏”，进行口诛笔伐。
《魏书·高闾传》载高闾上表孝文帝曰:”北狄悍愚，同于禽兽”、”今故宜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以御北虏”。北狄、北虏指的也是柔然( 蠕蠕) 。可再举数例为证， 《魏书·袁翻传》载袁翻上书曰: “然夷不乱华，殷鉴无远，覆车在于刘石，毁辙固不可寻。” 《魏书·扬播传附杨椿》载杨椿上书: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荒忽之人，羁 縻 而 已。” 张 彝 《上 历 帝 圜 表》 称:”海东杂种之渠，衡南异服之帅，沙西毡头之戎，漠北辫发之虏，重译纳贡，请吏称藩。”
拓跋族早期出于游牧民族，其习性与敕勒、柔然相似，风俗 多 以辫 发 为 主 ( 南 朝 亦因 此 称 其 为”索虏”) ，至迁都洛阳改为汉服后，反身将柔然视为 “漠北辫发之虏”。从诸臣子的奏表中可以看出，此时北魏贬称北方诸族，显然已完全以华夏自居。针对南朝政权，将其视为 “岛夷” 是北魏实现身份转换的重要手段。《魏书·礼志一》载，太和十四年 ( 490 年) 八月议定五德行次，中书监高闾上表曰: “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
将刘裕、萧道成视为蛮夷。又太和十八年 ( 494 年) 孝文帝诏书称: “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 可诏荆、 郢、 东 荆 三 州， 敕 勒 蛮 民， 勿 有 侵暴。”将南朝荆、郢、东荆三州等同于敕勒蛮民。此外， 《魏书》之中，多称南朝诸国为 “岛夷”。除了在史书上大做文章，北魏更试图在洛阳建立华夏正统秩序，其策略是利用洛阳的地域优势。 《洛阳伽蓝记》 “四夷馆”记载: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
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 “四里”的名称显然蕴含了对北魏政权正统的自我肯定，同时也意味着对东南西北各处政权正统性的否定，所谓”归正”即 “归于正统”之意。总之，通过多方努力，运用多种手段，以迁都和汉化为标志的华夏身份转换，在孝文帝时期基本完成。这使其对内的统治更具有正统的约束力，对外的交往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后盾，由此，孝文帝顺理成 章 将 政 治 正 统转换为文化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