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是南朝骈文形式方面的一大特征，与对偶、辞藻、声律共同构成了骈文追求形式美的四大要素。关于用典的含义，台湾学者张仁青《骈文学》解释说：”文学乃缘历史以发生，人不习知历史，则不能从事文学之研究，此中国文史所以恒为一体，不容分割也。夫典，事也，所谓典故，古之事也，亦即历史之事也。是以典之定义，凡引证历史中事实及前人言语入于文者，皆曰典故，前者谓之’用事’，后者谓之’用词’。苟不能禁人断绝历史知识，则不能禁人不引用古事，即不能禁人不引用典故，矧用典且为修辞之一法乎。”
该说既肯定文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又指出典故的来源。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事类校释》则说：”文家用典，亦修辞之一法。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意。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据此可知，所谓用典，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明用或暗用学术典籍中的古人古事古语以叙事说理或言志抒情，是骈文中最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在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骈文大约成熟于南朝梁陈时期，其时作品对偶精工，用典繁密，藻采纷呈，声律协谐，句法灵动，骈文各种形式技巧日趋精湛，创作风气亦臻于极盛。
近人骆鸿凯《文选学·读选导言》说：”骈文之成，先之以调整句度，是曰裁对。继之以铺张典故，是曰隶事。进之以煊染色泽，是曰敷藻。终之以协谐音律，是曰调声。持此四者，可以考迹斯体演进之序。”对偶是骈文形式的本质要素，而用典、藻采、声律等则是骈文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修辞方式。至骈文成熟时，用典更显得贴切自然，与文本其他部分融化无间，既无饾饤堆积之弊，又无生僻滞涩之感，体现出作家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由于骈文用典可以做到以简驭繁，以少蓄多，增强文章的典雅、含蓄、凝练、对称之美，进而提高其艺术价值，故骈文家非常重视并且不遗余力地使用典故。
用典在南北朝时期有多种称谓，此后一直沿用下去。刘勰《文心雕龙》称其为事类、取事、用事、引事;钟嵘《诗品》称为用事;梁元帝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称为引事;《梁书》本传载沈约、任昉、刘峻、张率、王僧孺等都长于使用典故，时称为隶事;颜之推《颜氏家训》则称为事义、事或用事。至如清人孙月峰、蒋士铨、李兆洛、谭献、何焯、于光华、许梿以及近人黄侃、刘师培、钱基博等评点六朝诗文用典，或称隶事，或称用典，或称用事，不一而足。用典虽非骈文专有，但骈文中繁用典故却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对于骈文用典，南朝及后代文学批评家基本上都持赞成的态度。
《文心雕龙·事类》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当然，刘勰也强调用典要恰当，这要取决于作家才与学完美的结合，如果用典失当，对于增强表达效果来说无疑会适得其反。《文心雕龙·事类》又曰：”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钟嵘《诗品序》虽反对诗歌用典，但对骈文用典则予以赞成：”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
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亦认同钟嵘的观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事类札记》也高度认可骈文用典：”意皆相类，不必语出于我，事苟可信，不必义起乎今，引事引言，凡以达吾之思而已。
……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始则资于训诂，继而引录成言，终则综辑故事。爰至齐、梁，而后声律对偶之文大兴，用事采言，尤关能事。其甚者，捃拾细事，争疏僻典，以一事不知为耻，以字有来历为高
……此则末流之弊，故宜去甚去奢，以节止之者也。
……故前人之引言用事，以达意切情为宗，后有继作，则转以去故就新为主。
……尝谓文章之功，莫切于事 类，学 旧 文 者 不 致 力 于 此，则 不 能 逃 孤 陋 之 讥;自 为 文 者 不 致 力 于 此，则 不 能 免 空 虚 之诮。”黄氏指出汉魏六朝文士善用典故的事实，强调用典的可行性及其功能，提倡用典恰切，反对过度，可见其同样非常赞成用典之法。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丽辞校释》非但推重对偶手法，而且极为赞赏用典：”文家用古事以达今意，后世谓之用典，实乃修辞之法，所以使言简而意赅也。
故用典所贵，在于切意。切意之典，约有三美：一则意婉而尽;二则藻丽而富;三则气畅而凝。”骈文用典既可加强藻饰之美，又可使文意更显含蓄委婉，其妙处于此可概见。
用典的修辞方式起源颇早，《文心雕龙·事类》直追溯至《尚书》、《周易》：”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张仁青《六朝唯美文学》则认为用典应从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的楚辞体作品开始算起，此后逐渐发扬光大：”用典隶事，起源甚古，屈宋诸骚，已著先鞭，扬刘张蔡，试用日繁，然多属意到笔随之作，非有成竹在胸也。爰逮建安，始刻意经营，渐趋美备，观应璩《杂诗》可以知其端倪矣。……太康以后，用典益繁，潘陆二子，导其先路。
潘岳之《西征赋》几于一字一典，《金谷集作》、《悼亡》、《在怀县作》诸诗，亦古事盈篇。而陆机之《豪士赋序》、《五等诸侯论》、《弔蔡邕文》、《弔魏武帝文》以至短篇之连珠笺启，隶事之多，匪惟汉魏所无，抑亦晋文中有数之作。”张氏提出，屈宋之后，汉代赋家用典渐多，时至建安，文人则专意用典，应璩《杂诗》堪为代表。钟嵘《诗品》评应璩诗云：”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可见张氏所言不谬。西晋时期，陆机、潘岳之作用典甚繁，尤其是陆机之文，已体现出骈文初步形成时的一些特征。李兆洛《骈体文钞》卷三评陆机文曰：”隶事之富，始于士衡。”
骆鸿凯《文选学·读选导言》则认定用典实始于李斯《谏逐客书》一文：”设喻隶事，始自李斯之上书，邹阳继之，俨成一种俪习，而骈体之经脉始有可寻，然尚未整句调、敷色采也。自王子渊出而骈始多，曹子建出而骈始工，陆士衡出而四六始昌，颜延年出而代语始繁，沈约、王融诸人声律论出，而用字始避拘忌，骈文之体于焉成立。”斯《谏逐客书》不仅多用典故，而且多用对偶句、排比句，故谭献称其为”骈体初祖”。
从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开始对句大增，至曹植《七启》工于属对，再至陆机《豪士赋序》等文用典繁多、使用四六对句，又至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运用代字、极尽雕饰之能事，终至沈约、王融之文讲究严谨的声律，骆氏上述评语对骈文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的特点把握得非常准确。作为增强南朝骈文形式美的一大要素，用典的审美效果非常突出，故批评家多以美词相誉。任昉骈文以用典精妙见长，虽多用典却不滞于典，而是熔铸锤炼，化繁为简，平易自然而不使人觉察。
清人孙月峰评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曰：”以造语胜，其用事却俱不显，故自妙。”又评任氏《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云：”以用事见姿态，然亦是活用，不是板用。”又如蒋士铨《评选四六法海》卷一评《为萧扬州荐士表》云：”专以隶事见长。””愚谓用事不显是彦昇长处，专以用事见长是其短处，得使事之妙而不得不使事妙，方之诗家，如李玉谿。”此说既点明任昉骈文长于用典且活用活化的突出特点，又指出若不用典则难见其文之妙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