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前期交通运输效能
著名的南北大运河是在隋场帝时期开发的，然隋王朝短暂，运河所发挥的作用有限。而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隋朝百姓为开凿运河所付出的辛劳，可谓”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唐代通过对隋运河的疏浚和发展、改造和扩充，使得大运河有着不可比拟的经济和军事效能。其地位，如同大动脉之于身体，充当着沟通南北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重要运输纽带。
唐初期，唐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人口增加较快，所产粮食供不应求，《旧唐书》载，贞观年间”哉内数州……地狭人稠，耕植不博。寂粟虽贱，储蓄未多”。可见关中地少人多，粮食储备不足，急需从其他粮食充裕的地区输入以接济不足(主要指江淮地区)。
唐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织简单，同时驻扎在关中的府兵自备军粮，因此需运送关中的粮食量并不大，每年转一二十万石米己足够。而高宗以后，政府组织逐渐扩大，募兵制逐渐取代府兵制，关中所需粮食量逐渐增加，以往的一二十万石粟米己不能满足需求，这就对运河的槽运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据记载，由江淮到长安的运输路途并不平坦，”江南……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人斗门，即逢水浅，己有阻碍，须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后始渡淮入汁，多属汁河干浅，又船运停留。至六月七月后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槽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洛阳)，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可见因运输途中河道深浅不一，给行船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另外水浅处船只易搁浅，会停留数日，增加运输成本，再加上水手对水流不熟悉，会进一步延长停留时日，而且还要经过一段陆路才能到达，运费昂贵，交通运输效能也随之降低。因此，对槽运的制度改良迫在眉睫。
唐玄宗开元年间，关中之内物资供给得到满足，《通鉴》云:”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关中从过去的贫苦困厄变得丰裕富足，其最大的贡献当归功于裴耀卿所提出的分段转运法，他建议”请于河口(即汁河从黄河分流的地加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回。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傍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卜。渐至太原仓，溯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即于河口、三门之东、三门之西分别安置一个临时储存仓，并在山中开凿了十八里，专供陆路运输，以避开三门之险。由此，相比之前的长途运输，一方而，舟船的短距离航行而未停滞等待节约了运输时间;另一方而，陆路运输距离的减少也大大节约了运输成本;另外船夫只行驶自己熟悉的水域，不会因行驶太慢而发生危险，增加了其安全性。至此，槽运水平明显提高，交通运输效能大大增强，关中粮食大量增加。”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无论关于运输量的增加，或运费的减省，都有惊人的成绩。
继裴耀卿之后对槽运改良贡献最大的当属韦坚，兼任水陆运使的韦坚自渭水南而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槽渠，这条槽渠西起于禁苑之西，引渭水东流穿溺水和沪水，东至华阴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这样就省去了裴耀卿的分段法中的陆路运输，而可以直接将永丰仓和三门仓储存的米水运到达长安，此后，”岁槽山东(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粟四百万石”，且关中物资的运输不只限于粮食，其他物资的供给也逐渐增加。
此外骚站系统的管理较为完善，使得唐前期骚路信息传递效能得到保障。唐初交通法律制度较前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也正是由此才出现了”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骚过一骚，骚骑如星流”的繁忙景象。关津、海港的设置也使得海外贸易日渐繁盛，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旧唐书》上所记载:”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羲，三江五湖，控行河、洛，兼包淮、海。弘炯巨航千舶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通典》卷7记载:东至宋汁，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其所记载的景象都反映出槽运和骚路运输的繁盛。
二、唐后期运输效能的衰退
唐中叶以后，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加强，使得唐王朝危机四伏，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的发生，更是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经济被破坏，槽运、骚路系统逐渐被摧毁，严重遏制了交通运输系统效能的发挥。再加上各藩镇的自私自利，社会处于尔虞我诈之中，如《新唐书·藩镇传》云:”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为求得暂时的安宁，唐政府授予封地，然后乱人趁机而入，各自将地方赋税纳为己有，且不上供朝廷，对唐政府财政收入造成严重威胁。此时整个关中物资供给主要依靠着江淮地区，”方今之急在于兵，兵之强弱在于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
在《文苑英华》上有载:”天宝己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茧丝所收，宁免加厚钾，天宝年之后，兵事渐起，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军费所需，取自江淮地区，可见江淮地区对京都的重要性。而此时江淮地区对关中物资的运输种类繁多，除了粮食，布帛和军事器材也在运输之列，对兵器的记载，如”扬、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军兴，是资戎器”、”元锡为宣州观察使，长庆二年(822-823)，进助军绩绢一万匹，弓箭器械共五万二千事”等。另外《唐大诏令集》中云:”救:朔方将士等……顷者出井胫，收赵地，还破同罗述寇，复入河东故郡，累有功绩，王室赖之。……己令江淮转运布帛，到日议赏非遥”。这则是关于布帛的记载，进一步体现了江淮地区贡献之大，运河的畅通性尤为重要，同时大批的物资供给也需要更高的交通运输效能才能得以实现。
然代宗初年，战争的影响使运河不能完全发挥它沟通南北的作用，安禄山创乱致使”东都河南并陷贼，槽运路绝”，其后”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河南商邱县南)，淮运于是阻绝”，由于战乱，运河长期无人问津，各处淤塞严重以至于不便通行，导致运输效能大大降低。后江淮物资运送至关中多经汉水，然后”槽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可见用汉水代替运河，运输成本增加的同时安全性和运输量也得不到保证。但其效能远不及运河，如肃宗时，”襄州裨将康楚元张嘉延聚众为叛，凶党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遁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酒馈运阻绝，朝廷盯食”，就是其中一个例证。
尽管安史之乱极大地影响了运河交通的便利，但张巡保卫唯阳的结果为唐王朝运河的通航奠定了基础，其后槽运的真正畅通还有赖于刘晏的改革，而战争后的物资运输无论是在劳动力供给方而，还是在安全和疏浚等方而都存在较大的困难。《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记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哉内，不满千户，井邑棒棘，豺狼所啤，即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汁，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浩瀚大地，被乱臣贼子所侵占，宫殿被焚烧，战乱使得百姓大量逃亡，民不聊生，人烟稀少，此为对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的描述。而《通鉴》载:”自丧乱以来，汁水埋废”。可见战乱导致运河淤塞严重，以致废弃，至此运河的运输效能严重恶化。源于此，刘晏提出首先疏浚淤泥，其次”始以盐利(政府因专卖食盐而得的利益)为槽佣”来另外雇人运输，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在一系列措施下，槽运运输效能大为增加。例如”故时转运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斟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相比过去行船由润州陆运到扬子，此时运费仅须十五，节约了四钱。”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充分利用己经废坏的运输工具，减轻运输的成本。由此，”蒜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米斗减钱九十。……轻货自扬子至汁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络”。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是高效的交通运输效能的体现，而在运输量方而，在经过刘晏的改革之后，”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另外《通鉴》中也有记载:”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解，无升斗沉覆者”。这只是运粮的最高额，即一百万石，但是数量少的时候每年不超过五十石，如《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解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残，久不登其数”，即有四十万石北运至关中。此外《新唐书》也有记载:”凡岁致四十万解。自是关中虽水早，物不翔贵矣”，即每年运送四十万粮食至关中，即使关中遇到干早或是水涝，物价也不会因物资稀少而上涨。
但此时的运输量较裴耀卿和韦坚对槽运改革之后的运输量而言悬殊差距较大，裴耀卿时代三年可达700万石，韦坚时代一年即可达400万石，刘晏改革后仅为40万石。可见刘晏改革后的运输量仅为裴耀卿时代的六分之一，韦坚时代的十分之一，运河的运输效能仍未发挥到最大。
宪宗元和年间之后，运河己不能发挥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其运输效能急转直下，宪宗死后，穆宗继位，汁州军乱复起，加上徐州军队叛变，抢掠北送物资，”重臣领(转运)使者，岁槽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能至渭河仓者，十不三四。槽吏狡蠢，败溺百端。官舟沉溺者，岁七十余只。缘河奸吏，大紊刘晏之法”。可见唐后期运河的交通效能明显降低的原因起初在于兵乱，之后是由于槽吏询私枉法，运河于此时己呈现衰亡的态势，而这不仅仅是个开始，到了靓宗咸通年间，运河的情形日益严重，庞勋切断运路，加上舟船因扣减制造费用而承载能力薄弱，交通运输效能明显锐减。嘻宗乾符二年(875)五月，王仙芝率众起义，由广州北返直达长安，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曾经富甲一方的江淮”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至此，作为关中地区重要的物资供给地江淮也难逃兵火交织的命运，可供给物资锐减，运河运输量很是有限。自嘻宗以后，藩镇割据势力破坏运河运输的同时，又因自相残杀而切断了运河的水路。特别是昭宗乾宁四年的清口之战，淮军为取得战争胜利，”先是唐末杨氏据淮甸，自桶桥东南决汁，汇为污泽”。至此，运河的交通之利彻底消失。
安史之乱前期，唐朝国内陆路交通四通八达，国外交通亦是兴盛，特别是丝绸之路名扬国内外。然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陆路交通的繁华逐渐成为过往，边防军队被调离西北，以供战争，造成西北”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吐蕃、回给对唐朝西北地区的侵占，如”凤翔之西”。乾元之后，唐立国以来在西南的剑南西川等地即设立州县和军镇，”亦陷于吐蕃”，而自恃有平叛功劳的回给，不仅使唐朝”岁送马十万匹，酬以嫌帛百余万匹”，还乘机侵占了阿尔泰山地区。至此”埋没者数十州”，导致唐通往西域各国的陆路几近断绝，来往的商人逐渐减少，从此”道路梗绝，往来不通”。到这时，曾经兴盛的陆上丝路衰退。
唐前期对骚站管理严格，骚站系统效率得到大大发挥，但到了晚唐，骚站管理制度逐渐被破坏，对骚站的使用逐渐变为统治官员们所私用，骚马和骚使被随意调遣，如蜀后主王衍的宦官王承休与韩昭狼狈为奸，迷惑后主，”又密令强取民间子弟，使教歌舞伎乐。被获者，令画工图真及录名氏，急递中送韩昭”。朱梁时，封舜卿奉命出使后蜀时，在泉州的宴习上点曲《麦秀两岐》，然而奏乐的人未听说过，到了汉中还是一样，结果”封唱之未遍，己入乐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讫席不易之。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番，西蜀亦未尝有之，请写普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
此外，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破坏使得社会极不稳定，战争频繁，骚马也多征用于战事。另外统治阶级的腐朽，官员滥用职权，邮骚系统逐渐成为其为一己私利所用的工具，制度成为一纸空文。”使命繁并，馆骚贫虚，鞍马多阔。又救使行传，都无限约，骚吏不得视券碟，随口即供。骚马既尽，遂夺鞍乘，衣冠士庶惊扰怨磋。”藩镇割据更加剧了这一现象，藩镇各自称霸，不服从中央指挥，唐王朝所能实际管辖之地大大缩小，政权对峙，短兵相接，社会动荡，用于信息传递的邮递系统功能受到极大地限制，以至于”戎虏驰突，迅如风庵，骚书上闻，旬日方报”。但是另一方而，陆路骚站的不方便使得水骚有所发展，如宪宗时期，”初置淮、颖水运使。杨子院米自淮阴沂淮入颖，至项城入搬，输于城，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汁运之费七万余络。”中央政府组织的矛盾激化，宦官与士大夫争夺对骚的控制权，如元镇故事，皇帝偏袒宦官，后宦官出任枢密使、馆骚使，骚站管理制度由此更加残败，柳公绰描述说”馆递医乏，鞍马园”。
三、对比分析及结论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前后期的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交通也不例外，总体而言，唐一代的交通运输效能经历着由盛转衰的过程，安史之乱引发的战乱和动荡，使得唐前期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被破坏，而作为系统中一部分的槽运和骚路系统的摧毁，严重影响着物资流通和信息传达。唐前期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建立有深刻的划时代意义，其社会效益的深远，对整个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有着积极的贡献，而唐后期战乱对水陆路线的切断，管理制度的颓废，交通系统逐渐成为各官员为己谋利的工具，使得交通运输效能大不如前。
本文从交通管理制度的变化的角度出发，对交通运输效能进行考察，使得我们对大唐帝国的交通发展有了更具体而深刻的认识。战争的动荡，政府的腐败所引起交通运输效能的变化通过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得以体现。交通运输效能的变化充分体现着各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