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系统的变化与发展是系统内外各个因素以及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古罗马史诗发展进程其实也是古罗马文学母系统与翻译子系统、古罗马文学系统与希腊文学系统以及古罗马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互动的过程。系统与系统之间的互动与作用决定了古罗马文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最终走上”经典”之路。
( 一) 翻译文学子系统与文学多元系统
对于处在”稚嫩期”的古罗马文学多元系统来说，翻译是位于中心位置并起到革新作用不可忽略的必要角色。李维乌斯通过翻译荷马史诗并将其罗马化，开创了拉丁史诗的先河，此时的”翻译和原创作品，是一个渐变连续体，中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 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 手笔的”。李维乌斯翻译的贡献不在于向罗马读者重述《奥德赛》的故事，更在于为拉丁文学系统引进了新的诗学语言、写作模式和创作技巧，也就是文本所代表的模式和规范，此时的翻译成为”发展新文学形式库的工具之一”。
这些文学规范，比如将萨图尔努斯格律定为拉丁史诗创作的基本格律，在奈维乌斯创作的《布匿战纪》中得到进一步巩固，逐渐进入了拉丁语史诗文学经典化形式库，李维乌斯的译本和奈维乌斯的史诗作品本身也成为经典。在这个早期的经典形式库经历了”持久化”后，恩尼乌斯却又重新更严格地挪用希腊史诗文学规范，采用荷马式的六音步创作《编年纪》，为形式库注入了新的元素，再次重塑了古罗马史诗文学传统。这种互动体现了翻译文学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演变的进程。
翻译的接收与引进作用于本土文学创造性的创作，而本土文学的不断演进发展又反过来扩大甚至改变翻译经典形式库。在不同的文学时期会出现风格迥异的译本，并不值得惊异，反而可以看作是两个系统之间互相作用的表现。比如，不少罗马作家都曾翻译希腊著名诗人阿拉托斯( Aratus) 的六音步长诗《现象学》，但是，西塞罗的译本受到恩尼乌斯风格的影响，”偏爱使用早期拉丁诗歌的史诗悲剧式的措辞”， “表达厚实而凝重”，译于奥古斯都时代后期的格马尼库斯( 前 24 – 后 19) 译本则充满了”奥古斯都时期的诗学风格”，精致而优雅。
事实上，这样的互动关系也正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本质关系，是其属性的一种体现。只不过在罗马这个特别善于通过翻译别国文学经典来发展本国文学的民族的案例上，表现尤为明显。此时的翻译处于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心，两系统的互动更加剧烈而频繁，且具有明显的双向性。
这种互动通过原创作品和译品反映出来，最明显的例子是经典作品的不断复译，”人们对于文学多样性的渴求，以及翻译观念本身的变化，必然会催生新的译本，促使译者以更大的创作性为现有的文学形式库提供新的艺术元素。”相反，当翻译处于文学系统边缘时，更多的是翻译子系统受到文学母系统的影响，它起到了反映文学母系统中形式库规范的作用，是两个系统互动的另一面表现。
( 二) 古罗马史诗文学与希腊史诗文学
相对于古罗马文学的贫瘠，古希腊在当时的希腊化世界里处于文化与文学上绝对中心的位置。但是，处于中心位置并不等于一劳永逸，永远受到他文化的顶礼膜拜; 也不等于希腊文学与其他文学之间永远都恪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事实上，古老的希腊史诗传统和新生的古罗马拉丁史诗间始终发生着互动。随着古罗马史诗形式库不断扩展和推进，它和古希腊史诗经典形式库的张力也处于动态变化中。从最初处于边缘的次文化，借鉴和模仿处于中心的经典形式库的规范，到根据其目标读者的审美和目的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新的文学形式和规范，对中心的经典化形式库进行扩展和补充，甚至造成冲击以保证其不断发展。”任何系统中的经典化形式库，如果没有非经典化的挑战者与之竞争并常常威胁着要取而代之，过一段时间就很有可能停滞不前。
在后者的压力之下，经典化形式库不可能维持不变，这就保证了系统的演进。”如果没有古罗马史诗文学系统在整个大史诗系统中的承上启下，这一诗歌形式也许就不会对开始于 14 世纪的文艺复兴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而古罗马史诗文学的发展也绝没有完全脱离已经成为经典的希腊史诗的控制。贺拉斯在《诗艺》中谈及史诗的格律就说到”帝王将相的业绩、悲惨的战争，应用什么诗格来写，荷马早已作了示范”，但是贺拉斯也谈到”我们的诗人对于各种类型都曾尝试过，他们敢于不落希腊人的窠臼，并且( 在作品中) 歌颂本国的事迹，以本国的题材写成悲剧或喜剧，赢得了很大的荣誉”，这其实也是肯定了李维乌斯所开创的通过翻译进行文学创作的风气，而且也说明在当时，鼓励借用希腊传统来歌颂本国成就的创作方法，已经成为史诗创作的一种规范。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就对荷马史诗做了多处模仿，但是并没有被荷马所束缚，却还常常表现出超越的意图。维吉尔对于欧洲的影响有可能更甚于荷马，但丁就在《神曲》开篇中尊维吉尔为向导，搭救了迷路的自己，并且引领他游历地狱和炼狱。正是由于古罗马与古希腊史诗之间的动态张力，史诗这一体裁才能随着时代的更迭、读者品味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没有出现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转变而逐渐僵化，陷入不再”健全”的文学之窘境。而在这一过程中，古罗马史诗也逐渐走进中心位置，它的规范也进入经典形式库; 而在经典形式库的规范下产生的作品，比如恩尼乌斯的《编年纪》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也加插进了史诗经典库。正如 Armstrong 所评论的那样: “我们看到( 恩尼乌斯) 恪守动态竞争诗学的史诗创作策略，从毫无疑问的翻译和挪用，到趋于原创和偏离。
这一趋势推动了史诗传统向新的领域发展并且也反映了新的世界秩序，即随着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帝国权力的崛起”。而”罗马史诗展现出其自身既是西方世界基本文化的标识和评注，又显而易见是欧洲最持久、最确定的诗歌形式之一( 通过转型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史诗及其在欧洲各本国语中同类或不同类的文学形态) ，所以罗马史诗要求承认它是西方文明的最基本的文学形式”。
( 三) 古罗马史诗文学系统与超文学系统
除了上述文学多元系统内部之间的互动，文学与超文学系统之间，也就是文学与文化多元系统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符号多元系统与文化多元系统是从属并同构的关系。在大的文化多元系统下面，还包含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等。这些系统之间互相交换，通常是间接地，而且往往通过边缘进行。”古罗马史诗发展的历程本身就是古罗马文化的综合体现，这一历程中所产生的经典文本以及经典形式库均是由语言系统所决定的，也就是由”社会中一切设计言语的生产和消费的因素的集成体”所决定的，其本身并不能决定自身的经典性，只是文学的一部分表现形式。而这一过程中，经典形式库的扩大和重构都彰显着文学环境对它的影响和制约。
这里的文学环境当然包括超文学因素，比如文学意识形态、出版商、文学批评、文学团体等等。在李维乌斯翻译荷马的时代，不是所有罗马人都欣然接受被当作战利品带入罗马的希腊文化。虽然有斯基皮奥家族积极主张吸收希腊文化，但也有另外的贵族竭力抵制，比如后来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老卡托的赞助人弗拉库斯以及费边都属于罗马上层人士中的保守派。他们致力于维护罗马的简单淳朴风尚，反对从希腊引入奢靡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看似与翻译无关的社会意识争论，其实也影响着李维乌斯翻译时的选择。比如，”糅合法”使得古希腊原文更好地融入译者翻译的新时代，为新读者所接受，符合新的文化趋势和诗学。而用罗马神名替代希腊神名的方法与”糅合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实，却是复杂而多重的社会、文化、译者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实，这也符合人类文明相互交流过程的规律。在认知初期，双方处于相互陌生的对立，总是需要反观自身去认知对方，用自身已有去理解对方所有。而不断提高的读者接受也影响着古罗马诗人和翻译家们的创作规范。在古罗马史诗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读者的接受和审美以及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其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实，”任何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学样式要进入经典化形式库都不能仅仅是再现原文，而是要迎合读者视域并适应译入语文化，否则只能昙花一现”。并不是所有的译本都能像李维乌斯的《奥德赛》一样，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享有重要地位且自身也成为经典的。要成为经典，进入文学经典形式库，更应该关注译本的创作和流通。
正如谢天振所说，”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 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 ，等等。”古罗马史诗建立初期，扬抑抑格被抛弃而采用萨图尔努斯格律，正是李维乌斯适应本土所作的调整，让当时对于古罗马读者来说较难理解的事物变得更容易接受。
几十年后随着读者审美的提高，扬抑抑格被重新采用，与其说是恩尼乌斯选择了扬抑抑格创作《编年纪》，不如说是在社会意识形态、读者视域、文化团体等各因素作用下，扬抑抑格被选择了。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的主旨就是要借用古代神话传说，颂扬奥古斯都的统治，这与他是当时维护奥古斯都统治的罗马文学集团中重要一员有着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