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1705—1758)名玉路，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医学家。元御学问深湛，著作宏富，先后写成《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枢》《四圣心源》《长沙药解》《伤寒说意》《素灵微蕴》《玉楸药解》《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等医学著作十一部，共计九十八卷。另著有《周易悬解》《道德经解》《玉楸子堂稿》三部著作。
黄元御尊黄帝、岐伯、秦越人、张仲景为”四圣”，毕生穷研《黄帝内经》《难经》、张仲景之学，参河图洛书生化制化之理，考《易经》象数、太极阴阳演化及《道德经》”中土为母”之道，撰力作《四圣心源》，提出”土枢四象，一气周流”中医生理模型，立足中土崇阳抑阴的治疗原则，在几千年医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黄氏之学，不但对前代诸家医学流派有批判有继承，而且对其后的医家思想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将就此进行分析探讨。
1 重解《伤寒》六经，崇阳重土
在黄元御之前，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很多，晋·王叔和开创了以法分类研究《伤寒论》之法。隋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九卷十”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创三纲鼎立说，为分类研究《伤寒论》集大成者。两宋时期，韩祗和《伤寒微旨论》提出师仲景法而不拘仲景方，为活用仲景方之开端。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专论病因病机。朱肱《类证活人书》以经络学说释六经。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首创以医经逐条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创按症类证法。许叔微《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结合医案，继承了三纲鼎立说，发挥了八纲辨证。郭雍《伤寒补亡论》集合群经，补缺阐微。
黄氏对张仲景《伤寒论》极为尊崇。他”博搜笺注””倾历群言”，十年磨一剑，于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十九年(1754)先后著成《伤寒悬解》十六卷、《伤寒说意》十一卷。《悬解》主要依照宋本原例，依次注解;《伤寒说意》综合分类六经病篇，阐明要旨[3]。其《伤寒》之学，与历代医家颇为不同：
1、1 立内因传病论，驳传经为热说 黄元御声明：”叔和混热病于伤寒……启后来传经为热之讹，注伤寒者数十百家，无不背仲景而遵叔和，一误之误，遗祸千古、”。力驳传经为热说。遂立内因传病论，独辟蹊径。《伤寒说意》”里气解”云：”风寒之伤人也，不能为寒，不能为热，视乎人之里气而为变者也。里气和平，则腑热不作，脏阴不动，终始在经，不能内传……里气非平，而表邪外束。腑阳盛者，则阳郁而生内热;脏阴盛者，外则阴郁而生内寒、”。认为内因，即里气，是外邪伤人后发病与否、寒热变化及传变与否的关键。”后世庸工，悖谬不通，乃有传经为热、直中为寒种种胡说，千载不得解”。相较而言，前代传经为热说或直中为寒说，都不如黄氏善抓病机关键。
1、2 以气化重解六经 《伤寒悬解》《伤寒说意》两书不光总论部分专论气化学说，如”六气司令””一气独胜””六气解”等，且各经病仍以气化开篇。黄氏指明：”人有十二经，仲景伤寒但立六经者，从六气也””经有十二，六气统之，两经一气，故曰六经”即仲景的六经辨伤寒，所据不仅有经络学说，更包括气化学说。六经在人从于十二经络，在天从于六气。体现了天人合一，气化统摄六经的思想。
1、3 崇中气，重阳气 黄氏提出传经寒热，取决中气;水火不交，缘于中土——中土即为水火升降之枢纽。他在研究寒热变化为主要病机的六经伤寒病时，发现寒多热少。故立法上益火补土，在固护中土基础上，更重扶助阳气。如《伤寒说意》”六气解”，根据六气从化，认为”阴易盛而阳易衰，凡人之病，阴盛者多，阳盛者少。”进而提出阳明病辨证当分寒热虚实。提纲但云”胃家实”，而非”胃中热”，符合重阳轻阴之道。”仲景于阳明之为病，冷热虚实两立而俱存之，而提纲则曰胃家实也，其崇阳黯阴之意，具见于文字之外矣”。
黄氏伤寒新解，虽未尽合古人本意，但皆理法严谨。尤以六气解仲景的六经辨证，发前人所未发，用于临床亦颇有功效，足称伤寒大家。
2 承继易水学派，中气为枢
易学派，系易水人张元素(今河北易水县)为开山，研究脏腑证侯病机及治疗的学派，故而得名。该学派在探讨脏腑虚损病机，阐发脾胃、肾命水火在脏腑发病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立法重用温补，亦称温补学派。
张元素首倡命门为相火之原，主三焦元气之说，为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李杲师承元素学术思想，以脾胃立论，阐发脾胃内伤病机，为”补土派”的宗师。明代易水学术思想的继承者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人，以肾命水火立论，探讨脏腑虚损病机，为温补派之名家。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曰：”夫元气、谷气、营气、卫气、生发诸阳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他认为元气即真气，是化生气血的原始物质，可统括一身诸气。其生化源于胃脾之气，脾胃之精气即人身元气之本。同时提出脾胃乃一身之气升降之机，在《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说：”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环无端，运化万物，其实一气也……万物之中，人一也……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归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
黄元御继承了易水学派尤其是李东垣的脾胃论，其不同处在于，黄氏更注重中气的作用，强调脾胃升降斡旋之机在整个元气流通的枢轴作用。他认为，脾胃不是简单地受纳和输布的作用，脾气升，则肝木之气升;胃气降，则心肺之气降。据此创造性的提出”土枢四象，一气周流”的学术思想。这就将脾胃之气与心肝脾肺四脏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
易水学派以温补见长，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一味的温补，易导致木火之气偏旺，动气伤阴。尤以温补擅长的张景岳喜重用熟地，易碍脾而使中焦运化失司。同样对于虚损的治疗，黄元御立于中土。其在《四圣心源卷四·劳伤解》曰：”中气衰则升降窒，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 四维之病，悉因于中气。”并创立了治疗中气虚的黄芽汤，以及阴虚的地魄汤和阳虚的天魂汤。总之其治疗虚劳以培补中气为本，一方面注重木火之气的生发，另一方面又考虑金收水藏，恢复人体一气周流。
易水学派深刻影响了黄元御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但其师古而不泥古，在其基础上多有创新，其补虚先补中气，调中重气机升降的思想，较之易水学派更中庸，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其不足之处。
3 析解火热学说，痛批滋阴
河间学派，是以河北河间刘完素为代表的一个医派。该派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十分重视病机学说中的火热论，从火热病变的理论方面，提出”六气皆能化火”说。不仅伤寒可以病热，其他如风、湿、燥诸气，在病理变化中皆能化火生热，而火热往往是产生风、湿、燥的病因，因而主张用寒凉药治疗热性病。
河间学派另一代表人物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成为滋阴派的倡导者，临床上多用滋阴泻火之法。
黄元御对河间学派基本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道家谓之黄婆，婴儿姹女之交，非媒不得，其义精矣。医书不解，滋阴泄火，伐削中气，故病不皆死，而药不一生””阳盛则壮，阴盛则病。病于阴虚者，千百之一;病于阳虚者，尽人皆是也。后世医术乖讹，乃开滋阴之门。
率以阳虚之人而投补阴之药，祸流古今，甚可恨也”。对于阴虚，黄元御认为”阴盛于下而生于上，火中之液，是曰阴根。阴液滋息，爰生金水……金水之收藏，全赖胃土之降。胃土不降，金水失收藏之政，君相二火泄露而升炎，心液消耗而病阴虚”。
河间学派重用寒凉滋阴之物，久之必伐人阳气，黄氏对于河间学派的批判不无道理。正如清代医家高士宗所言”千古滋阴皆是误，绝知中土要扶持”。高是在黄元御之前的一位医学大家，可见古今医学达者殊途同归。按照黄元御的理论，河间学派主要立足于人体右路肺肾气机的金收水藏，但左路肝心的木火生发没有顾及，久之必伤中阳而成水寒土湿。中阳一伤，脾胃升降之机则衰，水寒木气不升而下寒，相火不降而上热，一气不得周流。
4 据六经辨温病，慎用寒凉
温病学派是专究外感热病的一个医派。该派以清代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四家为代表，继承河间学派，对外感热病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等进行总结。从而完善了中医体系，指导后人有效应对外感热病及其引起的内伤杂病。
黄元御研究温病颇深，其著《四圣悬枢》五卷，是温病专著，专论温、疫、痘、疹。其观点主要有三：1)六经辨温病。按《伤寒论》六经分类法，分证归类温病;再据各经主症，辨证论治。2)营卫释发病。黄氏论卫气营血和叶天士有别。他对温病的发病解释为”风伤卫，寒伤营”——认为温病是内因伏寒郁营而化热，外感不时之气闭卫而恶寒，内外共同作用而发，而非单单外感。3)治温本脾胃。黄氏认为：”脏以太阴为主，腑以阳明为主””胃为戊土，乃卫气变化之源””脾为己土，乃营血滋生之本”。温病、瘟疫、痘疹，凡性属热者，其病机均归结为胃旺脾衰。
黄元御与叶天士(1667—1746)同处清中期。对名震南北的叶氏，黄氏不可能毫不知晓。在寒温激争的清代，黄氏基于遵经观点，以六经辨治温病，独具一格。叶、黄之先，对以《伤寒论》治温病已有争论，但多数医家辨治温病不是沿用仲景方，就是一味寒凉。黄氏亦遵《伤寒论》，但师其法而不拘其方。他治疗温病，既反对用麻桂热药，也反对过用寒凉。在韩祗和、庞安时之上更进一步，较墨守伤寒方诸医更加圆通。《四圣悬枢》关于温病的论述，早于吴鞠通等后世温病学家。该书是清代中期温病学代表作，对温病学派有很大启发。
5 重阳启导火神，更重培中
火神派源于四川，其学术思想源远流长。该派由清末四川名医郑寿全(1804—1901)最终发展形成，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近百年间从四川、云南一带远播全国。该派因善用姜、附等辛热药物，理法方药多崇温热，发挥运用颇有心法，故冠以”火神派”之名。该派在近有卢铸之、补晓岚、祝味菊、吴佩衡、戴云波、刘民叔、范中林、李可等。火神派鼻祖郑寿全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书。郑氏沉潜于《周易》《黄帝内经》《伤寒》数十年，引易入医，明析阴阳，学术风格独树一帜，临证动则用大剂量姜、桂、附回阳。
黄元御基于《周易》及道家思想，通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总结出重阳理论。黄氏点明，人体最宝贵的是阳气。”阳盛则壮”，阳气是生命的象征。
”阴盛则病”，阴盛是引起多种病症的原因，故力主扶阳。黄氏重阳思想对火神派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正如火神派医家吴佩衡《医药简述》阐述后天脾胃和先天心肾的联系，所引论据《少阴君火论》《太阴湿土论》《阳明燥金论》《中气论》多为黄元御著述，足见黄氏对火神派的指导和影响。
火神派虽然借鉴了黄元御的重阳学说，并提出了元气盈缩的观点;但从一气周流的角度分析，火神派”扶阳”忽视阴津的作用而拒用阴药。其用药诊治思路更注重的是左路木火生发，由阴化阳，而忽视了右路的由阳化阴的金收水藏。由于重用姜桂附等大辛大热之药，一味的木火生化，必然动气伤阴;少用寒凉以及滋阴药，右路金水不得收藏，久之必然导致肾水不足而相火浮于上。由此可见其偏颇之处。
而黄元御不但重阳，更重脾土。他高举”医家之药，首在中气”的观点，扶助阳气时，把补益中气置于首位。火神派以治疗阳虚见长。但对于阳虚，黄元御认为”脾土不升，木火失生长之政，一阳沦陷，肾气澌亡，则下寒而病阳虚。人知其木火之衰，而不知其脾土之弱”。当从补脾入手。”以血藏于肝而实生于脾，肝血温升，而化阳神，即脾土之左旋而变化着也。是宜升肝脾以助生长，而不止徒温肾也”。如肝血虚不能生火，则加当归、生地、首乌等温养肝血，以培阳神之源，而非一味用姜桂附辛热之品温肾。可见黄元御的学术思想，较火神派更为中庸圆融。
6 小结
正如清代医家张琦所言，”医学盛于上古，而衰于后世……自唐以降，其道日衰，渐变古制，以矜新创。至于金元，刘完素为泻火之说，朱彦修作补阴之法。海内沿染，竞相传习，蔑视古经……能读黄氏书……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下可除河间丹溪之弊”。黄元御崇四圣而尊经典，融《易经》《老子》而归中庸，批判继承前代各家医学流派的学术思想，而又独辟蹊径，自成体系，对今人继往圣而开来学，读经典而创新知，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