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演释中的科学性

　　1 .少数民族的唱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科学性’或称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科学性表现为一些规则、规范，也表现为一些技巧、难度、规律性等”。在民族音乐演释中，有一些民歌在演唱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这种演唱技巧和方法，体现着一定的科学性。如彝族的左脚调， 《歌唱丰收年》有些衬词”阿里罗里阿里罗”是用高八度的假声演唱的， 有些音高已经超过了highC，如果没有一定的演唱技巧肯定唱不了。傈僳族的民间音乐演释中有一些特殊的唱法”喉颤音”。据一些学者考察，这些喉颤音，早先也可能是模仿山羊的鸣叫，而后逐渐发展变异而定型。这些美妙的装饰音已经成为本民族音乐一个不可缺少的象征。一些学者认为：”谁去采风学他们的歌谣，如果模仿不出颤音的效果和味道，那么不管模仿的旋律有多准，谁也不会承认它是来自那里的歌声。”可见喉颤音已经成为傈僳族音乐的一种风格特征，而这种风格是不容易学会的，它包含了一定的技巧和难度。建水彝族的”五山腔”使用真假嗓转换的方式演唱，如果没有一定的技巧是很难演唱的。可见，民间音乐演唱中包含了众多的声乐演唱技巧，这些技巧有一定的科学性。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性，那些民间的老艺人，怎么能在七八十岁还拥有着嘹亮的歌声。如果没有对声音和气息的控制性，也不会对声音的强弱、力度的大小，收放自如。

　　2 .民间音乐演唱内容的科学性

　　很多民间音乐有着教育传承的功能，这个重要的功能往往通过唱歌的形式来实现的。而作为音乐教育的内容，有一定的科学性。大部分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生产、艺术、医药等民族遗产，大部分是通过本族中的长者用音乐的形式，把这些知识记录下来。如苗族的芦笙能吹奏出本民族的族谱。很多叙事古歌被称为本民族的”百科全书””历史教材”。如楚雄彝族的史歌《梅巧米巧》，唱词大意：”(问) 很古的时候，没有天和地，天地哪朝前?哪个又朝后? (答) 很早的以前，没有天和地，传说是盘古分的天和地。(问) 哪个来开天?哪个来辟地?哪个造天空?哪个造地面? (答)造天就要由九个儿子来造，造地就要由邵芳姑来造。(问) 造天和造地，人选是有了，材料用什么? (答) 造天么造天，蜘蛛网来造;造地么造地，扳谷草来造……”从《梅巧米巧》的歌词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首叙事古歌，讲述了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这些知识内容，大多数是通过演唱的形式，将它的内容传播。少数民族把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生产知识、生活知识、为人处世、道德规范、世界观、人生观、礼仪、礼节等多方面的知识，靠音乐演唱的形式传授给下一代。各民族的祭司、长老或德高望重者，用歌唱的形式把几世代、几十代人的宝贵财富，教给众人。虽然少数民族大多数没有文字，但是仍然可以通过音乐演释把世代积起来的”百科全书”的内容传承下去。所以说，民间音乐演唱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3 .民间器乐功能的科学性

　　唢呐的吹打可以代替了人的司仪角色，使器乐的演释颇具人性化。如红河县的彝族尼苏人在原始宗教举行公祭时，唢呐吹打不仅营造公祭时的热烈气氛，而且充当了宗教仪式中司仪的角色。它的曲牌中就有”人员集中调””凑集费用调”、出祭时的”走路调”，祭祀中的”献酒调””吃饭调””洗碗调””回去调”等。人们根据约定俗成的调子，各司其职，有理有序，从”人员集中调””凑集费用调”中我们可以看出，唢呐的演释具有召集人员，凑集费用等功能，既然人们听了唢呐的演释就会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定，那说明是约定俗成的规则。规则是用来统筹和安排人们的生活的，而且人们也自觉遵守了，说明这个规则是经得住实践的考验的，所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怒族人的”竹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在”丧葬歌曲音乐的演释中，怒族用’竹号’来报丧，根据死者身前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地位规定，未成年者亡，吹一支竹号;已婚未育后代者亡，吹二支竹号;婚后生子者亡，吹三支竹号;巫师亡者吹四支或五支竹号;族长或做了祖辈亡者，需要吹五只或六只竹号;妇女儿童死就不吹竹号报丧。竹号的声音特殊，能传到很远的地方。因此，竹号一响，山山岭岭的亲友知道了死者的身份，就前来奔丧”。竹号的演释具有一定的信息传递功能，这跟我们今天用的电话的功能相似。电话是一种科技产品，方便人们的生活;怒族人通过演释竹号传递了信息，同样方便了生活。所以竹号的演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少数民族音乐演释活动中，人们创造出很多的规则来规范音乐活动，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4 .民俗音乐演释中的科学性

　　有些少数民族民俗音乐演释有一定的规则和规范，这些规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云南滇东北苗族青年男女每年二月十三日”逛街”之前，要举行特殊的”划地盘”活动，先由老者高举一杆花旗，沿场地步行环绕3圈，然后将花旗插在场地中心，接着3个骑马人手持铜炮枪绕更大的3圈，这个外圈，是歌舞活动场所，男女老少都可以自由出入。但长者划定的以花旗为中心的内圈，则只是男女未婚青年谈情说爱唱情歌的地方，男吹芦笙，姑娘唱歌。小圈是其他人的禁地，”闲人免进”。由于未婚者与已婚者在服饰上有明显的区别，这就建立了一种不容混乱的秩序。然而，人这么多，身份不同的人需求是不同的，怎样才能让他们都达成心愿，共享欢乐呢?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和统筹安排。云南滇东北的苗族人用服饰和画圈，作为一种规定，才使民俗活动井然有序。这种规范性具有一定约束作用，而且是经过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试想，如果在”逛街”这个民俗演释中，没有画圈和服饰区分以示身份，未婚与已婚人士服饰上没有区别，那未婚的青年又怎样找对象?如果男女老少唱歌跳舞，只顾往最中心的”小圈”里挤，那岂不是很混乱?可见，一定的科学性在民俗音乐演释中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如果未婚青年不需要通过”逛街”活动来找对象，苗族男女老少也不需要自娱自乐，那么，服饰和画圈的规定就显得多余了。

　　■民族音乐演释中的人文性

　　”‘人文精神’是肯定人的价值、尊严、潜力，关注人性全面发展，提升社会文化内涵的思想。’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审美情感、道德和人格完善，理解宽容、自由与责任，体现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

　　1 .民族音乐演释的产生体现一定的人文性

　　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他们传承文化通常采用唱歌的方式，祖祖辈辈口传心授，使知识文化传承下来造福于子孙后代。音乐是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用唱歌的形式来记录有用的生产生活知识，方便记忆，形象生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人文性。

　　很多民歌都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和演唱过程，是围绕人的生活展开的，带有人文性。如景颇族妇女在舂米劳动中创造了优秀的__多声部歌曲”舂米歌”;异龙湖畔的彝族在湖上劳作时创造了激昂悠扬的”海菜腔”等。这些民歌体现着人们的智慧，不但创造了美感而且关注人的生产生活。还有的是围绕衣食住行展开的音乐演释。云南少数民族中有很多这类民歌，”衣”有”绩麻歌””织布歌””纺线歌”等;”食”有”敬酒歌””请客歌”等;”住”有”建房歌””贺新房”等;行有”过山调””赶马调”等。这些歌曲的产生与演释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

　　2 .围绕”人” 的需求的民族音乐演释体现着人文性

　　少数民族音乐演释大部分围绕生产、生活、文化、医药等内容展开，而这些内容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是根据人生存的需要来指导人的实践的。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知识内容都是为人的生存和需要服务，当然具有一定的人文性。少数民族一生，都有相应的歌曲。如壮族少女怀孕后要唱”安胎歌”，怕流产唱”保胎歌”，婴儿出世有”祝福歌”。牟定风屯彝族(罗罗支系) 还有”坐月子调”，是老年妇女唱给年轻人听的，讲述生育过程和生育知识。西盟佤族有一首儿童歌曲《牛尾巴歌》，描述当地特有的”砍牛尾巴”习俗。”成人礼”是少数民族中很有特点的一类人生民俗。宁蒗县摩梭人的”成丁礼”通常是为13岁的男女举行，由”达巴(祭司)”唱”成丁歌”。先唱摩梭人的始祖，祝福摩梭人的后代像星星绕着太阳和月亮，繁盛兴旺，然后唱做人的规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唱时男孩站在火堆左边的男柱下，女孩站在火塘旁边的母柱下，表示今后要像房屋内的中柱一样，担负起生活的重担。可以说，很多少数民族生活总离不开”人生”歌曲。就像壮族人总结的那样：”一生总离不开歌，从生下来会说话就会唱歌，爱情是歌、劳动是歌、痛苦是歌、欢乐是歌，直到成为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为孙子催眠也是歌。”这些民俗音乐演释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性的活动，源于少数民族非常重视生命，尤其在生产力低下、自然环境恶劣的环境中，每一个生命都显得更加宝贵，因为只有生命不断产生，族群才可能壮大，只有族群壮大了，才能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生活才能一天天好起来。总之，民族音乐演释大部分都是围绕着”人”的生命来进行的。从生命的诞生到死亡，各种民俗的音乐演释都伴随着人的成长经历而进行，伴随着这些人生民俗的音乐演释是具有一定的人文性。

　　3 .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民族乐器演释具有人文性

　　有些少数民族器乐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被”人化”了的民族乐器，为本民族人们崇拜的对象。如铓鼓，在哈尼族人心目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件打击乐器了，而是一种神圣的象征，是有生命的神秘物。铓鼓有公母之分，母铓和母鼓体形较大声音较为浑厚，公铓和公鼓体形较小声音清脆明亮。敲击时也有节律，即先母后公，体现古代母系制度的遗风。建水哈尼族在”奥玛节”时要秘密地举行”祭铓鼓”活动，这种原始祭祀是不让人看的，只是贝玛选择几个品行好的男子参加，先将铜铓和鼓放在”奥玛”神树下的祭台上，然后将酒洒在上面，众跪拜铓鼓面前，贝玛吟唱《祭铓鼓歌》。虽然铓鼓不是主奏乐器，但这种祭祀活动不可能脱离音乐来进行，而且这种象征意义是”人”赋予的。乐器本身有了”人性”，不仅有”性别”之分，还接受祭拜。其中寄托了人们的思想和期盼，更具有人文性。

　　关注人的精神是人文性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为主观性。

　　有些民族乐器，它的演奏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件乐器，而是民族的象征，它的声音和形象能唤起一个民族的认同感，从而具有民族凝聚力，而这个凝聚力是”人”赋予它的。如苗族的芦笙有着很强的民族凝聚功能，由于古代战争频繁和不断的民族迁徙，苗族成为”永远走动”的民族，当今苗族的分布已经遍及全球许多地区，芦笙这件乐器能把分散在各地的苗族集结在一起。1991年，云南文山召开的世界各地苗族交流大会，就是由芦笙开始的，当芦笙奏响时，所有在场的苗族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人在族群中建立一种秩序，需要有一定的价值观，人赋予乐器有这种功能，也是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的。人最基本的需求有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一个族群的治理方面，也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少数民族也有精神需求、也有共同的目标感。而芦笙是这个族群共有的大家共知的一种乐器，它能给人们的生活增添快乐，也可以缓解情绪的忧虑。可以说芦笙对每一个苗族人有集体意识。”芦笙能吹奏出族谱”，_______这就赋予了芦笙特别的意义，在不断地传承中，逐渐形成了集体文化意识，所以芦笙被赋予象征意义。这种象征并没有明文规定，而大家是在潜意识当中去遵守、执行，这就是人文性。依靠共同的价值观把人们的思想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种高级形态的人文性。

　　4 .具有”超凡” 功能的民族音乐演释具有人文性

　　过去，有些民族音乐有”超凡”的功能。如某些音乐有”驱灾、驱瘟和保丰收的作用”。红河县坻施等地的彝族(尼苏人)歌舞音乐就有这种功能。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火把节这天必须尽情地唱歌跳舞，他们祖先有种说法：”如果六月二十四不唱不跳，谷子就不会饱满。”红河县阿扎河哈尼族每年六月都要举行《歌舞街》。当地老人讲：”哈尼的歌舞能震撼天神，天神感动了就给人间下幸福雨。”这种具有”求雨”功能的音乐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昆明彝族子居人每当干旱不雨，即吹起”阿鸟(一种泥制的乐器)”。唱起”求雨歌”。佤族的木鼓也有通神的作用，敲木鼓、祭木鼓、就能消灾，使寨子平安。这些音乐演释丰富多彩，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人”赋予了它们”超凡”的功能。人们通过歌舞活动来”娱神”从而达成自己的心愿，说穿了还是围绕着人的需求展开。这种歌舞演释具有一定的人文性。

　　另外，在民族祭祀活动中，都有音乐伴随进行，大祭司不仅充当祭祀者，还兼任了主持、演唱、策划、舞蹈等众多角色，虽然大祭司的吟唱没有华丽的唱腔、优美的旋律，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音乐，但是也有音高变化、粗犷的旋律线条、不规则的节奏，有时候也有和谐的乐声，我们还是把它称之为音乐。虽然音乐不是祭祀活动的主角，但是是贯穿始终的，而且这种祭祀活动如果没有音乐的伴衬，也许会黯然失色。所以，本文中少数民族的祭祀活动我们还是归属为民族音乐演释范畴。云南省独龙族的”祭天”仪式，在祭祀的过程总是伴随着音乐和舞蹈进行的。狩猎曾是独龙族重要的生活来源，镖牛祭天是独龙族最隆重的原始宗教活动。祭祀活动由”纳木萨”主持，他根据不同的祭祀内容，吟唱各类”祭祀歌”，还不时敲响牛皮扁鼓，主要祭祀天神、山神、雷神等。祭祀时，纳木萨头上挂着虎牙和兽皮，挥舞长刀，摇动手铃，跳起巫师舞，吼唱”祭祀歌”。祭司用一种嘶喊般的声音，仰望着上天，祈求天神给予居住在恶劣环境下的人们多加保佑。”在探讨少数民族音乐审美时，不能仅从音响、曲调等形态去分析，而必须站在他们当时当地的’文化圈’内去理解，否则就会’不解其意，不知其音’，更无法了解它的美在哪儿。民族音乐的美和魅力不仅来自艺术形态，同时来自文化内涵”。独龙族是云南省人数较少(1990年人口普查为5 538人)，地理环境最为封闭的少数民族之一。过去，他们很少知道外界发生的事，由于大雪封山，一年中有大半”与世隔绝”。在这种环境中，有时候遇上天灾，在他们有限的认知中，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是天神发怒了，只有祈祷上苍保佑，人们才能获得安宁，这是一种原始宗教的信仰。人们在对抗自然的斗争中，遇上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时，最先想到的就是神，通过对神明虔诚的供奉，博得神的同情，依靠神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这具有较强的人文性。因为他们按照”人”的原型把神明臆造出来，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就向有能力的人求救。”神”就是这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人”的化身。部分纯朴的村民相信，人与人之间是以心换心的，与神的交往同样如此，只要人们供奉神明，以最虔诚的姿态匍匐在”神”的脚下，”神”就是友善的、博爱的，一定不会见死不救，而是鼎力相助。因此，在信徒们心目中，”神明”就是具有上天入地本领的”人”的化身，会造福于众，在与”神”交流的祭祀过程中，希望神给予帮助，使人们多打些猎物。独龙族的宗教祭祀音乐演释大部分是围绕”人”而进行的，它具有原始、粗犷、模仿性等特点，围绕人的需求和生存需要来展开，具有一定的人文性。

　　■民族音乐演释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

　　1.民族音乐演释中关于唱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争论

　　在民族音乐演释中，关于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有着很大的争议。国内比较权威的声乐比赛———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有一位陕西民间歌手阿宝1986年开始参加青歌赛，屡被拒之门外，原因是在民族唱法一统天下的时代，”他的唱法不科学”。

　　有些人则认为阿宝的唱法有科学性，因为民间歌唱的很多技巧是专业院校中所没有的。如前文中提到的喉颤音、高腔、呼买唱法等。不能说专业院校没有这种唱法，它就是不科学的唱法，就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人们在不知道辩证法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辩证法。”同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在不知道他们本民族唱法具有科学性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这种唱法了，而且经过实践证明，可以保持嗓音经久不衰。所以，民间音乐演唱技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民族音乐演释中祭祀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争议

　　很多人为民族音乐演释中宗教祭祀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进行争议。有人认为，宗教祭祀活动是一种封建迷信活动，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天神是不存在的，是人们主观想象的。科学性强调的是客观性、真实性、实证性。大祭司用音乐舞蹈与天神相互”交流”是主观的，骗人耳目的，这怎么会具有科学性呢?祈求一个不存在的”天神”来护佑一方的安宁，是天方夜谭。神长什么样子，谁都没见过， 没有可以用科学数据所考证的”形”，怎样能证明他有为人们驱灾消难的本领?

　　另一些人则认为：宗教活动、信仰属于价值观，宗教信仰也有一定的科学性。宗教祭祀活动，因为人们心中对神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无形中成为一种道德约束。如果人们行善，”神”就会降临福祉;如果作恶，便会受到惩罚。在云南大理宾川鸡足山上，有一段李根源与虚云和尚的对话，至今还挂在寺庙的墙上。李根源问：”宗教有什么作用，泥菩萨自身难保，怎么保佑别人?”虚云说：”神虽无肉身，但在人心中。人对神产生敬畏，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比用刀枪威逼下规范的行为有用，也就是道德的约束作用。”这带强烈的人文性。这是内化于心遵守，而非实用主义的依法实施。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科学性，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范畴，是为人的精神提供了自由王国领域，是民族自身的信仰的体现。李根源与虚云的对话正好是科学性与人文性冲突的例证，李根源强调的是用枪炮征服人的行为，虚云强调的是用精神信仰规范人的行为。

　　3.对民族音乐演释中某些约定俗成的质疑

　　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演释中都存在”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些规矩在本民族内通用，几乎族群中的男女老幼皆知，而且遵照执行。如傣族在稻谷将要成熟时，必须不断地敲鼓，老米涛认为，鼓响一声，谷粒就饱满一粒。无独有偶，在洱源、剑川、鹤庆等地白族在栽秧时不仅要吹唢呐，而且歌声不断，__当地人认为栽种时节，调子唱得越多收成越好。哈尼族奕车人在夏天庄稼受到病虫害的时候，人们在田野里大声吆喝并吹响牛角号以震慑瘟神。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主观”。

　　一部分人认为：这些音乐演释都是人们的主观想象，是人们的主观意志与生活中的劳作结合起来，是一种生活态度，对美好事物的憧憬。而且人们希望用音乐的手段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万物有灵”的思想。而且他们相信音乐是与”神”对话的语言和沟通桥梁。说穿了，还是”信仰”，主观的精神寄托。在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的时候，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神”身上，想通过”娱神”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具有主观、不确定的特征，有强烈的人文性，而且还有特殊的人文价值。正如波兰音乐学家丽沙曾指出：”音乐始终只对于一定时代的，一定文化范围的人才具有它的价值。”

　　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待这些事物，会觉得这是唯心主义的说法，庄稼的长势是跟水土、气候、肥料、基因等有关的，不是你让它听听音乐就会长得好，这太夸大人的精神作用，而且是违反农业常识和客观规律的，是不科学的。遇上天灾人祸，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用音乐娱乐庄稼，犹如对牛弹琴。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显得愚昧无知。可见，一种观点认为此举愚昧，另一种却认为有人文价值，两种观念产生强烈冲突。总之，在民族音乐演释中存在着约定俗成、宗教祭祀活动、民间唱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争议等，都反映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冲突。

　　■民族音乐演释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

　　1 .民族音乐演释中科学性与人文性是相对的

　　民族音乐演释中科学性是相对的。民族音乐演释中，音乐贯穿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一部分民族音乐演释具有一些特殊功能，在一定语境中，人们都遵守着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可以说，是为了避免人们的生活、产生混乱，才会制造出一些规则管理人们的行为。音乐演释活动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法律””规章制度””规则””合约”等，只是的这些规则是用音乐演释这种形式表达出来。这些规则也只是相对的，既然是约定俗成，那么仅在自己的族群中产生作用，相比较而言有一定科学性。不能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性相比，没有精密的数理、没有成文的规定。我们认为只要能把少数民族的生活管理得井然有序，就不在乎是用哪种形式、哪种载体进行的。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演释中的科学性是不能过分追求准确、严密的。因为它是以艺术形式作为载体的”科学性”，正像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所提出的：”在艺术上，科学规律要服从艺术规律，使科学原理为艺术表现服务，不要因科学规律而损失艺术。”所以民族音乐演释中的科学性是相对的。

　　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演释中的人文性也是相对的。在民族音乐演释中，到处有人文的影子。民间音乐演释之所以有独特的魅力，就是因为其演释源于其独特的生存环境。由于其生存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他们的音乐演释大多数是围绕着人的生存、需求、心理、生产、生活等方面来进行，所以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很多专家、学者对民间音乐演释进行不断地挖掘、采风、研究，魅力大部分来自于它们自身的人文内涵。

　　在宗教祭祀音乐演释中，人文性比较突出、比较明显，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其人文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科学性的一面，其实二者都存在于宗教祭祀音乐演释中。其一，”人文有助于凝聚社会精神”。凝聚本身具有科学性的一面。宗教信仰会凝聚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人们形成内在的道德约束。他们相信，只要向善，天神就会护佑，人们可以安居乐业，安心生产劳作。这对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二，形成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如巫师跳乐驱魔，让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恐惧，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现代的音乐治疗就是通过音乐欣赏行为，来缓解人们精神上的痛苦。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有一定科学依据。其三，是一种情感寄托，人们精神上有所寄托，这种寄托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如”鼓敲一下，谷子饱满一粒”。

　　但是，在民族音乐演释中，过分追求人文性，会造成混乱、主观、不切实际等现象。第一，民族音乐演释中，人文性较为突出，如果过分夸大人文性，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就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片面夸大人的精神作用、主观创造性，是不切实际的。第二，民族音乐演释中的那些”约定俗成”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被遵循的，它具有特殊性，离开了那个语境，约定俗成将不存在。所以它具有相对不确定性。第三，同一个民族音乐演释，不同的人的解释，其人文内涵、人文价值可能大相径庭。虽然这符合了人文学科的特点：”人文科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是不可能终止于某一结论的，这是人文科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但是，也不能漫无边际、天马行空的解释，它必须与产生民族音乐的文化语境相符和，才会合理，让人信服。

　　2 .民族音乐演释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

　　第一，民族音乐演释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是相辅相成的。首先，人们的生存需要科学知识作为指导，而这些生产、生活知识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如果没有这些知识的传承，人们的生存必然会受到影响。如果没有这些人文性的音乐演释，少数民族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也就不会将这些知识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换句话说，很多具有科学道理的知识，是通过演唱，这种形象、生动而具有人文性的演释传承下去，而某些生产、生活中的科学道理是为人的需要服务的。其次，有些民族音乐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是相伴生的，没有绝对经纬分明的界限。特别是具有功能性的民族器乐，有些音乐的科学性随着它自身功能的消失而人文性也随之消失。如作为传递工具的怒族号子，在现代通信那么发达的年代，早就不用号子来传递信息了，当初为了人的生存而形成的工具，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它所建立的秩序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慢慢消失。可以说某些功能性的民族音乐是与”科学性”相关联的，某些科学性消失的同时，人文性也消失了。所以科学性与人文性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在音乐演释中，科学性和人文性不是孤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如果只强调人的精神的作用而不讲科学性，不但没有良好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第二，在民族音乐演释中科学性与人文性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从宏观上看，科学性与人文性是统一的。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人文与科学统一的最有力证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音乐演释也应该这样，核心是文艺属于人民，所以音乐演释同样应该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做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另外，从音乐文化上看，音乐中的人文性与科学性是辩证统一的。传统文化就是艺术、科学、哲学的统一。不止是传统文化，不论哪一种的音乐元素，除了数理上的成分之外，还有它那种精神上的成分，即音乐文化也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体，因为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它离不开政治、法律、宗教哲学、道德等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看法。也就是它离不开”人文科学”的滋养，它浸润在”人文精神”之中。同时，从它的构成材料和展衍过程看，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滋养，它浸润在’科学精神’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性与人文性在文化上是统一的。

　　从微观上看，民族音乐演释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也是辩证统一的。又如，景颇族每年都过”目瑙纵戈”节，其节日音乐的伴奏部分分别有三个乐队演奏。一个是以竹笛、洞巴以及象脚鼓、铓、钹等民族乐器组成的景颇族”文崩”乐队;另一个是以”巴扎(欧洲的风笛)”大小军鼓组成的”巴扎”乐队;还有一个由”重型”打击乐器组成的打击乐队。”文崩”音乐、”巴扎”音乐和打击乐这3 个乐队在同时演奏，但它们既无统一的曲牌或歌调，又无固定的起止时间，也无轮歇。可以说，全部的歌唱演奏和舞蹈都是”各吹各打”，但它们都统一在”重型”打击乐队所敲出的节奏内。全场歌﹑舞﹑乐在统一的律动下同时展开，三者浑然一体，犹如一部天然的”交响乐舞”。”目瑙纵戈”音乐不像正式舞台演奏的交响乐一样，它没有和声、配器、调式、节奏等概念，它的每个音符都不确定，而是具有很大的随机、自由、即兴等特点，这恰恰与人文精神所追求的不确定性和自由性不谋而合。然而，如果把”目瑙纵戈”搬上正式的舞台，用音乐会或者交响乐具有科学性的标准来衡量它，它很有可能成为”四不像”。只有在景颇族节日这样的一个语境中，它的乐队配置和表演，才能让人们广泛接受。也只有在”目瑙纵戈”节这样语境中，人们参与其中，才能更好地体会出这种追求自由的人文精神。所以我们在看待民族间音乐演释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的时候要辩证的看待，不可只承认民间音乐演释具有一定的人文性就忽视了其科学性的一面，也不可只承认其科学性的一面就忽略了其人文性的一面，这两方面是辩证统一于民间音乐演释中的。

　　综上所述，演释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在通常情况下是辩证统一的。但是过度地强调演释的科学性或是人文性，将会破坏这种相对平衡的状况，二者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为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民族音乐演释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在对待复杂的民族音乐演释问题时，根据具体的语境进行分析判断。

在民族音乐演释中存在着”科学性”与”人文性”。虽然民族音乐演释活动基本上围绕”人”的生存、情感、心理需求出发，具有显在的”人文性”，但也同时具有”科学性”。如民族音乐演唱方法、演唱内容、民俗活动中某些约定俗成、器乐的象征意义、宗教的凝聚功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内在规定性。虽然在实践中，常常出现质疑民间”唱法”是否具有”科学性”，质疑宗教祭祀演释中是否有”科学性”之争等矛盾，但这两者之间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依赖、相伴相生、相辅相成、辩证地统一的。我们应辩证对待民族音乐演释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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