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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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价值链的提出起源于IT行业的全球化浪潮。由于国际分工和产业国际转移愈演愈烈，使得国家、地区、城市之间的经济界限越来越模糊，区域经济逐渐融入全球范围生产体系之中。与其它产业一样，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也有一条内在的产业价值链，它将产业生命周期中不同层次、不同价值水平的业务串联在一起。为了提高竞争优势，很多企业都将产业链中游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装配制造环节分化给在规模、技术上均处于领先地位的专业制造商，而保留上下游附加值较高的创新研发、营销服务等核心产业。产业价值链以附加值来看待不同产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力，这一理论已成为很多学者分析产业和企业的重要依据。其价值在于，一方面有助于了解当代全球产业链中附加价值的分布状况，另一方面有助于了解国家、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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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作为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已将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为了抓住全球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应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探讨针对产业价值提升的路径与策略，从而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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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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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由20世纪90年代初素有台湾”IT教父”之称的宏基(ACER)总裁施正荣先生根据波特理论和他多年从事IT产业的丰富经验提出。外包活动是一种价值链整合重组过程，其实质是用接包方的价值活动替代发包方原有的价值活动。在国际软件服务外包中，跨国公司各价值链环节和职能被重新分解，分别由全球范围内众多接包商提供，从而形成日益庞大的全球外包价值链网络。因此，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也可称为软件服务外包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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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围绕产业价值链，针对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提升作了诸多研究。在产业价值链方面，吴竑认为，软件服务外包分为设计研发模式、代工模式、服务提升模式3个产业层级，三者共同构成一条微笑曲线，3种模式分别对应软件服务外包的KPO、ITO和低端BPO、高端BPO类型。夏火松等认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由研发、制造、销售3个环节组成，两端的高附加值分别对应知识财产和品牌服务等内容。任志成等认为，软件服务外包从低端加工环节到高端研发与设计环节，分为ITO、BPO、KPO和BTO 3个业务层级关系。刘光宗等认为，按软件业务价值模块分，系统与数据库开发、KPO业务属于高端价值模块，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中间件以及BPO业务属于中端价值模块，ITO业务属于低端价值模块。徐建伟等认为，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价值链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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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为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平台软件，中游为子模块开发和独立的嵌入式软件开发，下游为高级应用类软件、一般应用类软件和系统集成软件。从软件产品内部价值链看，软件编程、测试和运行维护阶段的价值较低、利润较少，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代替，是整个价值链中最不赚钱的部分，而前端的客户需求分析、软件设计环节的价值含量和技术要求较高。王梅源认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以产业链为横坐标、价值增值为纵坐标，两端高中间低，如同一条微笑曲线，分别对应软件研发、编码、营销服务3种业务形态，由分布在全球的软件生产企业即发包商和承包商两种角色完成。其中，发达国家主导企业(通常为发包商)往往掌握研发和营销服务的主动权，占据价值链高端，而发展中国家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通常为承包商)由于承接能力有限，往往从中间编码等低端业务嵌入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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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升级路径方面，Gereffi、Humphrey等依据全球价值链理论，提出产业升级内容分为可以序贯实现的5个方面：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关联与溢出效应升级。刘光宗等认为，研究软件外包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将升级方式与价值链治理模式关联起来，使处于不同治理模式下的软件外包企业有不同的升级路径，并提出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升级路径：成本-交易伙伴型、竞争-战略伙伴型、创新-联盟伙伴型。郝凤霞认为，本土需求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应利用我国市场的特殊性，突破微笑曲线的枷锁，促进以供给为主的产业政策转型，获取粘性信息，以降低新兴产业企业市场风险。谢泗薪等在剖析微笑曲线的基础上，设计了我国企业从OEM 到ODM 的学习链接，进而制定出国内企业从ODM 跃升至OBM 的学习步骤与策略，并提出产业升级的战略构想。毛蕴诗等在整合微笑曲线和对偶微笑曲线的基础上，构建了10条企业升级路径选择模型，并结合大量案例，分析了各路径中微笑曲线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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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提升策略方面，刘志彪、许南、王俊认为，可利用服务业外包与制造业外包的关系，通过结构调整形成GVCs与国内价值链的链接机制。Starit等、Pananond认为，可通过多个先进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自身升级。张梅等认为，可通过培养龙头企业、建立差异化业务模式等方式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无缝对接”供应能力;通过规模经济、专业化认证等手段提升实力;通过建立海外运营中心、开拓国内和欧美高端市场等方式实现功能和链条升级。综上所述，学者从软件产品生命周期、外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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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内容、业务模块等角度分析了产业价值链的构成。与产业价值链的构成相对应，产业升级路径选择也是多元化的，可从产业链角度选择向上技术提升、向左创新研发、向右品牌营销等升级路径;还可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选择工艺、产品、功能、价值链、关联与溢出效应等升级路径。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构建武汉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价值提升策略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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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价值链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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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作为一种知识和智力密集型产品，其价值来源于软件开发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的创新劳动。软件服务外包依托软件业而存在，在构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全球价值链之前，需首先了解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与软件产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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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业包括软件产品、系统集成、软件技术服务、嵌入式系统软件和IC设计(集成电路设计)5种业务类型。其中，系统集成和软件技术服务属于软件服务业范畴，软件技术服务包括软件售后务和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两项业务，而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涵盖ITO、BPO、KPO 和BTO 等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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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嵌入软件技术服务业务中，可与软件业的各个业务类型和价值环节发生相互联系，软件业的每个价值模块都可采用软件服务外包方式实现产品或服务供给及价值创造。因此，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全球价值链需从不同角度进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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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软件生命周期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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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认为，软件产业价值链由价值基础和价值生成两部分构成。其中，价值生成是指软件价值需通过需求分析、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编码、测试、销售支付、售后服务及管理咨询等一系列价值创造、传递与实现过程而产生。价值基础是指为软件价值生成所提供的人力、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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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软件服务外包分工可发生在如图2所示的软件产业价值链不同价值分割点的多个方面，并可在全球范围内分解转移，除了软件生成外，还包括研发创新、营销服务、管理咨询等产业链上下游诸多环节，这就为选择与实施软件服务外包业务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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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软件生命周期各节点的一系列活动按价值增值程度构建，得到反映产业链与价值增值相关性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在软件生命周期中，各业务过程形成的价值分割点所带来的价值明显不同，越是处于价值分割点高端，如需求分析、系统架构、系统分析与设计等前端定义阶段以及后端销售服务、管理咨询阶段，其外包层次就越高，技术含量与产业价值也越高;反之，越是处于价值分割点低端，如编码、测试等中间开发阶段，外包层次就越低，技术含量与产业价值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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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过程从需求分析到测试结束的外包分为3个层次：①低端软件外包。承包方按照发包方的系统设计要求，负责软件系统子模块编程或测试工作;②中端软件外包。承包方按照发包方系统分析要求，参与软件总体设计、详细设计以及编码测试等工作;③高端软件外包。承包方从软件项目可行性分析和需求分析开始参与软件开发全过程。在这条价值链中，除了低端和大部分中端软件外包任务可在承包方所在地完成外，其余任务均需与发包方或客户密切接触，而最前端的需求分析和最后端的管理咨询都有可能涉及发包方或客户的核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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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软件产品和服务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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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业链包括5种业务类型共12种产品模块，分别具有高、中、低端价值，将这些模块连接起来构成基于软件产品和服务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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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外包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产品或服务模块中，产业链左端以产品外包为主，右端以服务外包为主。其中，上游的系统软件和数据库属于基础类软件产品，如操作系统、语言处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其开发难度大、技术含量高、应用范围广，位于产业链高端价值层;应用软件、中间件和嵌入式软件属于应用类软件产品，如ERP、数据访问中间件、嵌入式Linux等，其通常需要在基础软件产品上进行开发，位于产业链中端价值层;而系统集成、IC设计、软件技术服务，如设备系统集成、应用系统集成、ITO、低端BPO等则位于产业链低端价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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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信息技术外包、BPO 业务流程外包、KPO 知识流程外包、BTO企业转型外包间的关系包括两种分类形式：一是侧重于服务内容的分类，ITO→BPO→KPO;二是侧重于服务手段的分类，ITO→BPO→BTO。其中，ITO强调技术，更多涉及成本和服务;BPO强调业务流程，主要解决业务效果和运营效益问题。相比于ITO，BPO对承包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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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包要处理的内容越来越趋向于价值链上游，其所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有价值，服务方式也越来越复杂。ITO重在服务知识含量和密度，知识含量越高，服务价值越大;BPO重在服务手段创新和利用，如服务手段对客户业务流程转型和创新的带动作用。就两方面而言，软件服务外包沿着价值链由低到高、越来越向组织核心业务接近。另外，ITO、BPO、KPO、BTO与核心业务之间并非相互分割的关系，它们既有明确的序贯式业务划分，又有相互重叠交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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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企业业务特征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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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与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生产和服务国际分工细化使得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成为跨地域、跨文化、跨企业、跨业务类型的全球性产业。各国软件企业凭借自身的业务特征和比较优势，均想在全球产业链中谋求一席之地，并不断探索能获取更大价值的路径。在全球范围内，将企业业务特征按产业链顺序连接起来，得到基于企业业务特征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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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全球价值链已从传统的软件开发与服务向两端延伸至自主创新与服务创新层次。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全球价值链包括产品、代工、服务3种模式，分别对应软件研发、实施、服务3种形态，贯穿三者的是创新。全球价值链向左端延伸至技术解决方案、行业解决方案乃至行业产品线等业务，最有代表性的有IBM、微软、SAP等自主创新型高端研发类软件企业。同时，全球价值链向右端延伸至二次开发、管理咨询等业务，最有代表性的有IBM、EDS、埃森哲、凯捷等服务创新型高端管理咨询类企业。另外，印度的TATA、Infosys等企业致力于同时向全球价值链两端延伸，已走向行业发展的前列。我国大部分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主要从事编码、测试、代码维护等低端业务，处于全球价值链最低端，但目前已有企业正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如用友、金蝶等企业专注于行业解决方案的实现，东软等企业正在向二次开发乃至管理咨询等高端业务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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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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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我国现代新兴工业重镇、华中地区制造中心，工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很强。2006年，武汉市被商务部等四部委授予”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称号，同时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授予”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示范区”称号;2009年2月，武汉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软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上政策为武汉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战略性基础。相比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武汉等二线城市尽管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城市数量多、消费群体大，在产业发展方面所需政策、成本、人力资源、投资空间等更具优势。近年来，武汉抓住国际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机遇，将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市政府明确表示在”十二五”期间将持续稳定投入资金，积极培育软件服务外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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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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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至2009年，武汉市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总数达1 100多家。其中，销售收入过亿的企业20家，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8家，通过CMMI 3级以上认证的企业18家，通过计算机系统集成资质认证的企业96家，通过双软认证的企业302家，软件从业人员近5万人。根据武汉市信息产业局数据，2011年武汉软件与服务外包业总收入达407亿元，比上年增长42%，从业人员达10万人，产业规模与增幅稳居中部首位。从政府层面看，武汉市政府从宏观上重视对产业发展进行指导，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持续推动产业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健全土地、税收、资金、人才培养与引进、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应的扶持政策，整合和配置各主要服务外包企业的公共技术服务资源，提供涵盖共性技术支撑、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训服务、”Wuhan Sourcing”公共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等各项公共服务，形成了支撑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例如，促进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开展CMMI认证;配备最先进的官网系统，对来汉创新创业的产业人物给予高额资助;外包政府公共服务项目和公共服务工程，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为软件服务外包提供金融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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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层面看，武汉市以”中国·武汉光谷”为龙头，充分发挥主体和示范带动作用，大力推动软件园建设，初步形成了以光谷软件园为核心，以光谷金融港、光谷创意产业基地、智谷E城、武大软件园、华科软件园为依托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并形成了互补与错位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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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层面看，武汉市作为中部重要的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吸引了以EDS、IBM、微软等为代表的百余家跨国公司，尤其是产业链高端业务”研发中心”已落户武汉。目前，已有西门子、NEC、日本藤仓、名幸电子、方正国际、印度硬件技术研究院、韩国三星、华为、EDS、IBM、微软、惠普、法国电信联想利泰、康明斯、冠捷等知名企业在武汉设立研发中心，还拥有博彦、软通动力、光庭导航数据、纬创、达梦数据库、文思创新、中国普天、海尔、TCL、中兴、矽感科技、爱多等国内大型软件企业，以及烽火网络科技、开目信息、佰钧成、群硕、立得空间信息技术、硕思软件、武大吉奥、江通动漫股份、中地数码科技、地大信息科技发展、中电科长江数据股份、安珞计算机等本地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近千家，占据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的制高点。据统计，在武汉设立的服务外包研发中心超过40个，位列中部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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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务层面看，武汉市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业务领域主要集中在低端软件产品外包、信息技术外包(ITO)领域，而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正在武汉布局，尤其是空间信息技术、制造业信息化、光电子信息产品、信息安全与网络通信等领域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目前，武汉3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技术RS)、3C(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工艺流程规划CAPP)、信息安全软件等技术已占据全国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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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发层面看，武汉综合科研实力在国内占据重要地位，现有大专院校98所，每年有将近20万大学生毕业，有科研机构105所，软件类国家级实验室17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家，科技人员55万人，两院院士53名，具有雄厚的科研基础条件、良好的光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丰富优质的教育人才资源以及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软件服务外包领域重要的自主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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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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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武汉软件企业人员平均规模不足百人，超过500人的企业很少，多数企业只有30～50人，很难产生规模效应。由于低端业务竞争激烈，人员数量随接单业务量波动很大，很难保持一个稳定、持续、高效的人才队伍，通过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CMMI国际认证的企业很少，无法承接大型项目，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则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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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受规模和能力的限制，武汉企业市场开发能力不足、市场信息渠道不畅，企业多数处于价值链低端，业务主要集中在编码测试等信息技术外包(ITO)领域，且大多以代工模式从事软件实施工作。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涉足金融、物流、工程设计等有产业支撑条件的中低端业务流程外包(BPO)领域，但业务发展迟缓，尚未形成相互配套的协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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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结构不尽合理。理想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人才应呈”金字塔型”结构，顶层是项目/行业领军人物等高级人才，中部是项目经理和中层骨干，底层是大量具备各种技能的操作人员，包括技术、商务、管理3种类型。软件业对人才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除具备专业技能外，还应具备职业规范、服务意识、外语能力、沟通能力、行业领域知识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等。但目前企业人才多呈”橄榄型”结构，既缺少懂技术、懂内部管理、懂市场营销、具有软件服务外包项目实际经验、能够带领外包团队的中高级领军人才，如软件架构师、项目经理等，又缺少掌握基本软件编程和测试技能的软件”蓝领”，更缺少掌握核心技术、熟悉客户语言及文化背景、精通国际外包业务规则、具有国外市场开拓能力的国际型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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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上述3类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企业科研与创新能力不强，一方面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从而阻碍了企业向产业价值链左端”研发、设计与创新环节”的提升;另一方面缺乏实力强大的品牌和国际经营人才，营销能力较弱、对外宣传不够、业内认知度不高、市场号召力不强、集聚效应不突出，在参与分配”营销与服务”产业链价值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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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路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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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与服务需要有持续性的附加价值才能生存与发展，只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才能具备高获利潜力。各国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际分工和高端要素的积极推进，产业链各环节的要素禀赋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使得产业价值链也具有了动态变化的特征，这种动态组合与创新为产业劣势国家寻求和拥有产业优势提供了契机。目前，武汉在政策支持、研发力量、园区规模、业务领域等方面虽具备一定基础，但业务发展尚处于产业链低端，业务优势不明显。从产业环境方面看，武汉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规模总体偏小，缺乏行业龙头企业，产业集聚水平不高，行业品牌效应不强，行业城市凝聚力较低。因此，武汉发展的当务之急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探索产业价值链提升路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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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价值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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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基于软件生命周期的价值提升路径从图3基于软件生命周期的产业价值链看，武汉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可以走一条”以技术升级为主，创新研发与全球运营并重”的发展道路，即以技术升级将产业价值链底部抬高，并向产业链两端创新研发与全球运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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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技术层次。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武汉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技术升级是其现阶段应重点实现的目标。即在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产品生产技术更新换代的方法，逐步改善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高编码、测试业务水平，将产品或服务从低档向中档提升、中档向高档提升，从而提高产品或服务附加值，力争在产业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置。技术升级意味着要从提高行业整体业务水平上下功夫，表现在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项目运作水平、开发能力以及调整行业人才结构、培养和提高人才素质等方面。通过技术升级方式将价值链底部向上抬升，缩小产业链高端附加值与低端附加值间的差距，进而提升产业链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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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创新研发。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位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必须在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方面找到突破口，而对于那些达到较高技术水平、具备一定研发优势的企业，可通过提高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培育产品知识密集要素等手段，将企业业务领域向产业价值链前端延伸，逐渐介入系统设计、系统分析、需求分析、产品研发，直至自主创新等上游高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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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全球运营。随着市场知识密集要素的培育和竞争优势的发挥以及对终端市场的控制，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也有可能将经营领域向市场营销、品牌服务和管理咨询等产业链下游延伸。对那些具有服务创新意识且具备一定营销与服务优势的企业，可通过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或良好服务推向全球市场，从而占领产业链高端营销服务市场，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最大限度地提升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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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基于软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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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软件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价值链看，武汉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也可以走一条”以能力升级为主，产品升级与服务升级并重”的发展道路，即以能力升级将产业价值链底部抬高，并向产业链两端产品与服务延伸。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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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力升级。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承包方，可通过苦练内功，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管理能力、成熟度能力，优化业务流程，提高企业承包能力，使得价值链底部抬高，无论是产品还是ITO服务，都力争提高交付质量和完成水平，成为优质服务提供商，从而扩大知名度，增加业务数量，提高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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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升级。具有产品研发能力的承包方随着自身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外包业务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有能力从事价值链中端专业性和技术含量更高的应用软件、嵌入式软件和中间件的开发，以及价值链高端基础软件的开发。这类企业通常具备独立模块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能够参与整个软件开发过程，包括需求分析、系统设计、软件编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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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升级。具有外包服务能力的承包方往往具备多年从事ITO、BPO的实践经验，对某专业领域具有独到见解和洞察力，集聚了众多该领域的专业分析人士，能调动众多拥有丰富经验和社会关系的调查人员，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向高端BPO、KPO，乃至BTO进军。与ITO不同，KPO或BTO技术含量不高，偏重于对行业领域的观察和对市场的分析预测，从而为企业提供高水平的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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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迈向中端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通常都有自己过硬的软件产品，并通过产品提供服务，甚至提供信息系统规划或企业管理解决方案。因此，能力升级、产品升级、服务升级并不是割裂开的，承包方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走一条综合发展道路更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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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价值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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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武汉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在我国经济地理圈层中，九省通衢的武汉处于优越的中心位置，与京、津、沪、穗等一线城市相距1 200km，与邻省长沙、郑州、洛阳、南昌、九江等二线城市相距约600km。同时，又与以武汉为圆心的武汉城市圈中的8个三线城市接壤，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因此，从战略意义上讲，武汉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战略地理位置。而武汉市政府将武汉软件服务外包定位”华中地区最大规模的软件外包基地、国际知名的软件服务外包中心之一”，Gartner将武汉定位于”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交付中心”，大都基于其中心城市的考虑。因此，软件服务外包应成为武汉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点培育的主体产业或优势产业，武汉将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新机遇。因此，加快发展武汉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对武汉的经济腾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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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挥武汉在承接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与核心优势。发展软件服务外包需要具备良好的经济、产业、电子通讯基础。由于基础条件不同，软件服务外包产业转移通常是沿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一线城市/沿海城市→二线城市/内陆大城市→三线城市/内陆中小城市→全面铺开”的路径发展的。目前，我国一线城市业务逐渐趋于饱和，许多业务正在向经济发达的二线城市推移。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二线城市，正面临产业大发展的良好机遇，向上担负着从一线城市乃至欧美、日韩等国家承接业务的重任，向下担负着向三线城市推移、辐射业务的责任。目前，武汉具有的核心优势与西安、成都、重庆、合肥、济南、南昌等二线城市相似，重点在于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因而面临激烈的低水平同质性竞争态势。未来，武汉应向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看齐，尽快将区位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从改善商务环境、吸引大型跨国公司入驻、扶植重点龙头企业等方面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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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优势企业信息化契机，大力拓展在岸外包业务。软件服务外包起源于发达国家将信息技术业务发包给发展中国家，随着国内企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岸外包业务需求正在高速增长。湖北目前已形成以钢铁、汽车与机械、光电子信息、石油化工四大支柱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从优势产业企业信息化进程中释放出来的软件服务外包需求会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武汉市很多大型企业的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多为跨国软件公司所得，其它中小型企业的信息化需求又被国内知名软件企业瓜分，本地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本地企业竞争力不强、品牌信任度不高。因此，企业应狠抓技术升级，真正从为顾客创造价值角度出发，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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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苦练内功，培养与扶持大型龙头软件服务外包企业。众所周知，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大国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雄厚的企业群体，企业员工多则十几万人、少则几万人。在我国，除东软集团外，拥有上万人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屈指可数。在武汉，拥有上千人的软件企业很少，且目前没有一家软件上市公司，企业无规模效应则很难集聚产业优势、创造品牌价值。武汉拥有良好的科教人才优势，每年有近20万名高校毕业生，各类培训机构每年培养10万多名IT专门人才，能为软件服务外包产业提供充足、高素质、成本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如此强大的人才资源往往留不下来，与缺少大型龙头骨干企业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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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龙头骨干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出现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除政府、行业、产业基础环境的支持外，企业自身的努力也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苦练内功。提升技术与管理水平，加强国际合作，取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与国际接轨;二是多层面拓展业务发展渠道。包括离岸外包与在岸外包，扩大企业规模，只有具备足够的业务经验才有可能提高业务能力;三是重视品牌培育与建设。从小业务做起，从小规模做起，从精品做起，精心培育武汉软件服务外包品牌，将其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大品牌;四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哈尔滨主攻地理服务外包，长沙主攻动漫创意设计外包，大庆主攻石油开采技术服务外包，而武汉确立的重点业务领域范围非常广泛，属于名副其实的多点切入状态，而多点出击往往集聚不了整体合力。因此，明确主攻方向、找准产业定位、探索差异化发展策略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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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持创新研发能力，拓展全球运营渠道。众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是武汉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保持创新研发动力的源泉。政府应为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持续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鼓励产学研一体化和技术产业化，鼓励和支持企业将创造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作为战略导向，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投融资体制，大力培养我国具有国际水准的高层次自主创新人才。行业协会应当继续发挥其行业引领作用，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将巨大的创新需求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鼓励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链整体升级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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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全球运营渠道仅靠企业的一己之力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行业乃至国家的力量。因此，应尽快建立国家服务外包行业协会，与知名跨国咨询公司一起形成权威的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研究报告，让全球发包市场充分了解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真实情况。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对产业标准、企业认证、行业政策等达成统一共识，推动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与各国行业组织建立协作或合作关系，共同拓展海外市场。构建发包方与承包方交流平台，提高外包交易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制定产业人力资源战略，调整人才培养结构，为产业发展输送能够满足行业需求的有用人才。引领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发展让客户参与并能持续创新的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