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声乐学派的历史形成
相比于美声唱法历经四百年才迈入成熟期，中国声乐跨入黄金发展期，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不容置疑的是，美声唱法与我国民族演唱方法的结合，早已在艺术实践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多种唱法融合的速度甚至超越了系统化理论阐释的进展，这无疑是中国声乐文化发展的幸事与好事。如今的研究者对于如何划分美声、通俗、民族唱法的边界，已觉得索然无味。因为根据语言、语音、发声方法区分声乐学派的旧标准，正随着不同唱法的包容互鉴而发生深刻变化。历史沿革与进程表明，中国声乐告别模仿西方美声唱法阶段而实现演唱技术自我创新，已经不可逆转。
研究中国声乐学派发展，不妨以国外不同声乐学派的塑形作为参照系。十七世纪初意大利人创造的美声唱法(Bel Canto)，树立起声乐文化的重要里程碑。美声唱法不仅是生理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声与演唱技巧的完美结合，而且形成了音色圆润、音阶连贯、气息贯通、腔体共鸣、声区饱满、音域宽广的特质与共性。这是对西方古典歌剧唱法的集成与发展，预示着依靠生理条件而创造独特发声技术成为可能，标志着人类歌唱审美的普遍觉醒。奠基于这种系统化的歌唱方法，”建立一种能代表本民族的、具有普遍科学发声意义的民族声乐学派，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各地区、各民族、各乐种、剧种、曲种的唱法’合而为一’。而是要用科学发声的共性更完善地去充分体现这些不同风格音乐的个性”。以俄罗斯学派为例，19 世纪以前的俄罗斯音乐虽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情感与风格，但只是模仿西欧音乐艺术，演唱技术尚未成熟。19 世纪以后，俄罗斯的民主思想与民族精神迅速传播，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瓦尔拉莫夫等作曲家脱颖而出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创办，就是运用和推广欧洲音乐最高成就的杰出范例。欧洲其他国家正是由于结合自身的音乐传统和语言特点加以改进，才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美声唱法”。德奥学派、法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声乐的历史发展并非单一要素推动并孤立完成。正是因为近现代西方美声唱法的传入，因为研习国外声乐学派而产生不同演唱技术的差异，因为主张美声唱法与民族音乐融合而选择不同路径所产生的芥蒂，中国声乐学派讨论的复杂性才显现出来。这显然不是概念问题上的各执一端和不同意见的罗列，而是在相对国外声乐学派较为短暂的历史阶段，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声乐整体化发展的问题。
上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中期，中国声乐进入成长期。”土洋之争””西洋唱法民族化”等事关中国声乐向何处去的基本论题纷纷呈现。50 年代初盛行于艺术界的”土洋之争”，不仅提出了尊重并运用西洋练声方法，克服中国戏曲和民歌演唱”不科学”的缺陷，而且更为强调”民族性”并以排外的眼光指出了”洋嗓子”的弊端，其中的一些观点尽管受到历史条件限制和意识形态影响，却是科学认识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的重要开端。当时，声乐界特别推崇俄罗斯学派，”高位置”、”混合共鸣”、”换声区”等概念频频出现在声乐教学活动之中，借鉴美声唱法有效弥补了我国民族民间唱法发声技能不佳的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欧洲传统训练方法的运用，也很好地保留了我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因素和区域特色。1957 年召开的”全国声乐教学会议”，第一次提出”西洋唱法民族化”命题，会议认为：”已经被我们介绍过来的传统唱法要继续深入的学习，充分掌握它，使它和我们民族的艺术传统和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另外对固有的民族传统唱法要予以进一步的发展提高，他们之间应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只有很好的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与丰富新音乐艺术。”这既肯定了美声唱法的优点和科学性，也深刻认识到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在咬字发音、审美感受、文化意蕴方面的差异。处于成长期的中国声乐实践，恪守着”洋为中用”的基本方向，保持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积极态势。中国声乐发展随后遭受”文革”浩劫，被捆绑在极左政治的战车上，甚至处于中断和停滞状态。
70 年代后期至世纪之交，中国声乐迎来快速发展期。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推动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长，揭开了包括声乐艺术在内的文化繁盛图景。中国声乐突破了接受俄罗斯声乐及流派影响的单一格局，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增进了与西方声乐的交流交融。譬如，女高音歌唱家张权教授就把创建中国声乐学派比喻为酿酒过程，需要达到世界水平更要彰显鲜明醇厚的民族风味，”各国歌手都学习意大利的发声方法，但却有法国学派、德国学派”，”我们中国当然也可能有中国学派”[7]202。历数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大事件，吉诺·贝基的声乐教学思想风行一时，帕瓦罗蒂、多明戈等声乐家掀起过一阵阵中国乐坛风暴。受到长期压制的中国声乐，再度踏上了认识和借鉴欧洲传统唱法的新征程，重新审视民族声乐发展的未来之路。处于快速发展期的中国声乐，初步显现出建立中国声乐学派的呼声，表露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希望回到声乐文化本身，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和争论。这主要表现为如何在声乐艺术基础问题上达成统一，也即如何确立中西唱法融合的问题。一种比较盛行的观点主张，中国声乐只有以本土声乐文化为基石，像其他声乐学派那样，合理吸收西方声乐艺术优长，才能在继承中国传统声乐文化与创新探索新声乐体系中找到平衡点。另一种观点则更为倚重西方声乐，认为中国声乐艺术尚未达到西方声乐的一般水平，还须以西方声乐艺术为基础，在演唱技巧和审美功能上可以适当引入中国传统声乐的方法。这样的”新土洋之争”侧重于唱法及技法运用层面，表达出演唱者对不同发声方法的追求，已经不再附着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幸的是，这20 多年间的中国声乐艺术，并没有完全按照上述争议设定的发展路线行进。随着国内顶级奖项”金钟奖”与”文华奖”的设立，”青歌赛”听觉和视觉盛宴的现场直播、著名音乐学府与欧洲音乐名校的项目交流、各种高规格声乐论坛的举办，中国声乐艺术发展更具开放性并占据了文化繁荣的重要席位。
跨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声乐进入了成熟期。声乐界逐步达成了对中国声乐学派的基本认同。从理论上确立科学唱法、从文化上保持民族声乐传统、从创作上涌现民族声乐作品、从审美上培育声乐欣赏群体，已成为中国声乐发展的主流。西方声乐文化的磁场吸附作用逐渐衰减，各种质疑声音已经呈现式微之势。中国声乐学派初步实现了美声唱法中国化、传统民族唱法现代化的双向驱动，包容了各种歌唱流派并创造出新的歌唱体系，彰显了时代精神、民族气派和中国风格，其主要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在2013年9 月举办的第六届全国民族声乐论坛上，周小燕教授更为倾向于构建”中国声乐学派”，呼吁作曲家创作优秀的声乐作品，所有音乐专业积极加盟其中，郑重提出”要重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歌唱语言的运用和研究，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是任何声乐唱法甚至是一切艺术的审美标准，要长期坚持，努力实践”[8]41。创建中国声乐学派表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艺术自觉与自信，不仅标志着声乐艺术中国化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而且开启了中国声乐更为开放、更趋成熟的新时代。
二、中国声乐学派的未来走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声乐文化因其浓郁”中国风格”备受世界瞩目。作为一种逐步发展成熟的声乐学派，它在立足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运用科学演唱方法、创作大量脍灸人口的声乐作品中完成了华丽转身。中国声乐学派是时代的产物，体现了东西方声乐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凝结着众多中国声乐艺术家的心血和智慧，契合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与艺术选择方向。中国声乐学派能否成为未来中国艺术发展的集中代表，能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言并占据更为宏阔的艺术空间，能否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并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这凝聚着更多期盼，无疑是当前亟待破解的重要论题。
(一)明晰中国声乐学派走向
提出并回答中国声乐学派走向的论题，仍然需要清醒认识中国声乐的发展阶段及其代际相承。声乐文化反映社会生活，不能完全依赖自发的或个性化的方式来实现，它有着现代艺术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定构成方式。尽管当前盛行采用”国际水平”衡量中国声乐的成绩，甚至把国外声乐界的如潮好评当作中国声乐学派走向成熟的依据，但这样的价值取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重新倒向西方声乐怀抱的苗头。中国声乐学派发展涉及诸多领域和众多具体问题，唯有建立系统和整体的框架，才能奠定理论基础并保持实践创新动力。掩映其中的一道紧迫命题逐渐清晰起来，就是要构建中国声乐教育教学体系及理论体系。
首先，开展中国声乐表演艺术和教育理论研究乃当务之急。要传承并研究”四大花旦”黄友葵、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的声乐文化思想，系统总结”学院派”领头人金铁霖、郭淑珍等推动声乐学科建设的理论经验，体系化研究中国声乐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及成效，深入把握不同艺术思想发展特色并以此打破一家之言和门户之见。
其次，聚合品牌学科优势成为声乐学派未来发展重要支撑。培育中国声乐的领军人才及其梯队，必须与声乐品牌学科建设同步进行。要更为明确声乐人才队伍及团队建设的目标，既注重理论造诣也突出实践经验，确立声乐人才培育、引进、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以此为基础，重点推进”中国唱法论””声乐教学论””声乐人才培养模式”等科研项目，通过专业院校进一步凝炼声乐学科发展方向，优化声乐资源布局。
再次，确立中国声乐国际影响力不能采用拔苗助长的方式。声乐界需要静心思考追随国际声乐发展潮流带来的利弊问题，中国声乐学派发展基础一旦完全被西方声乐所覆盖，中国声乐艺术家的长期努力极有可能付之东流。新世纪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家在重大国际声乐比赛中屡屡获奖，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国际声乐界对中国声乐文化的普遍认可，关键还要分析其中荷载着多少中国声乐元素，能否集中表现我国民族声乐和审美情趣，也即是否展现出中国声乐自身的生命力。
(二)保持中国唱法风格
提倡中国唱法，最初与中西歌唱艺术如何结合密切相关。中国唱法及其风格的动态发展，客观反映出时代需要和受众选择，逐步摆脱了在西方唱法和民族唱法之间的两极跳跃，已经汇集为建构中国声乐学派的核心论题。突破原有中国唱法概念过于狭窄的限制，应当归功于我国声乐教育家及歌唱家的共同努力。当步出西方唱法作为唯一科学唱法的认识困境之后，声乐界更为关注西方唱法体系的共性，进而为确立”中国风格”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以及三种唱法之间融通打开了一扇窗口。中国唱法的范围日趋扩大，中国传统唱法、借鉴吸收的国外歌唱方法、西方唱法吸收中国传统唱法形成的新唱法等，均囊括其中并衍生出很多唱法新门类。
中国唱法能否提供更为成熟的条件和更为坚实的基础，事关中国声乐学派的未来发展，说到底还是如何保持中国唱法风格的问题。一方面，继续开展中国唱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要注重传统声乐理论的发掘和保护性研究，探寻西方美声唱法与民族声乐艺术新契合点，尤其要研究具有中国风格的发声技术和方法。要结合中国声乐学派的实践活动，从唱法风格、情感特征、审美取向以及代表性作品等方面加以系统研究。另一方面，继续贯通中西唱法并做到”求同存异”。要深入分析西方声乐尤其是美声唱法对我国声乐文化的深刻影响，既吸取西方传统音乐教育体系之长，也调动我国声乐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培育并创新具有本土唱法特色的民族声乐文化，敢于向世界呈现中国风格的唱法及代表性作品。此外，继续推动中国唱法与民族民间唱法互动研究。我国民族唱法体系庞杂，声乐理论与声乐技术门类众多，要进行民族民间唱法的差异性研究，从声乐历史源头、民间声乐分布和传播、”原生态”唱法等多个领域，总结中国唱法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民族特色，进而在吸纳西方唱法优秀成果基础之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唱法体系。
(三)培育中国声乐文化形态
这是中国声乐学派整体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健全完善中国声乐教育教学的理论体系，不断彰显中国唱法风格，作为创建中国声乐学派的两大支撑力量，其效果必须经由声乐文化实践来检验，突破口就在于继续培育并优化中国声乐文化形态。一要保持民族声乐的生命力。要致力于遵循声乐学派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传承并培育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的声乐文化形态，既融汇声乐艺术基本原理的共性，也凸显声乐内容的个性，进而拓宽声乐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之路。二要增强声乐文化的感染力。提升声乐”唱功”，要做到技与艺结合，声与情并重，形成具有中国声乐学派特点的文化观、历史观、审美观。声乐教育家、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辉教授的观点值得肯定：”声乐艺术既是一个闪光的事业，也是从事声乐教育、研究、表演群体的历史责任，更是一门具有深邃文化思想的学问。”三要激活声乐作品的创造力。构建中国声乐学派需要创作更多优秀中国声乐作品，要调动并鼓励各种唱法和流派参与声乐作品创作。诚如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教授所言：”要重视我国民族声乐发展中的高低声部、男女声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要尊重不同唱法、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歌唱家的多样性发展”。综上而言，培育中国声乐文化形态要坚持科学标准，传承艺术传统，完善教育体系，彰显声乐风格，拥有音乐大师，唯此方可树立起中国声乐学派的时代丰碑。